棉纺厂在城东，离周远的住处骑车二十分钟。
他蹬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二手永久牌自行车，一路穿过老城区的巷子。
路边早餐摊的蒸汽混着油条的香味飘过来，几个穿着军大衣的工人蹲在摊子前吸溜热干面。
但周远闻着这股味道，心里莫名踏实——不是2026年那种被汽车尾气和空调外机烘出来的闷热，是实打实的、活着的味道。
国营第三棉纺厂的大门是一扇铁栅栏门，门柱上挂着褪色的红漆牌子，上面写着"江城市国营第三棉纺厂"。
门口传达室中六十多岁的老头戴着雷锋帽在听评书，收音机里放的是单田芳的《隋唐演义》。
周远跟老头打了声招呼，骑车进了厂。
棉纺厂不大，前后三排厂房，中间夹着一个篮球场大小的院子。
车间里机器轰鸣，空气里飘着棉絮和机油混在一起的怪味。
仓库在最里面一排，门口堆着几垛没来得及入库的棉纱，用油布盖着，上面落了一层灰。
周远推开仓库的门，一股霉味扑面而来。
半年前大学毕业分配到这儿，分到的第一个岗位就是仓库管理员。
在2026年，供应链管理是年薪百万的岗位，但在这会儿，仓库管理员就是个看大门的，连工人都不如。
但周远不这么看，他花了两个小时把仓库里里外外翻了一遍，然后心里有了数：这地方烂得比他想象的还彻底。
棉纱的堆放完全没有逻辑，不同批次的货混在一起。
先进来的压在最下面，后面的堆在上面。
底层的那几垛已经发霉了。
出入库登记本上写得一塌糊涂。
数字对不上号，有两笔出库记录连领料人签字都没有。
最离谱的是，仓库角落里堆着几十台被淘汰的旧织机零件，锈迹斑斑，就那么扔着没人管。
这些零件，放在90年代初的江城可能是一堆废铁。
但如果拉到南方的乡镇企业——那些正在疯狂扩张的小纺织厂——这就是现成的备件，至少值几千块。
当然，这是厂里的东西，他一个仓库管理员动不了。
周远把想法压下去，先干正事。
他花了一上午时间把仓库重新整理了一遍。
按品类分区，按入库时间排序，重新做了一本出入库台账。
每一笔都写得清清楚楚。
他甚至在仓库门口贴了一张库存表，谁要领什么，看一眼就知道有没有。
中午吃饭的时候，消息就传开了。
不是传到他耳朵里的，而是厂长马建国亲自来了。
马建国四十多岁，圆脸，啤酒肚，穿着灰色的确良中山装，走路带风。
他站在仓库门口看了一圈，脸上的表情从疑惑变成不悦，最后变成一种"你他妈在搞什么"的审视。
"周远，仓库是你管的？"
"是。"
"谁让你整理这些的？"
周远一愣。
"没人让我整理，我自己觉得应该整理一下。账目和库存对不上，我——"
"谁跟你说账目对不上了？"
马建国打断他，声音压低了一些，但语气反倒是更硬了，"仓库有仓库的规矩，你来了半年了，前任怎么管的你就怎么管，别给我整幺蛾子。"
周远看了他一眼，心里明白了。
账目对不上，不是他发现的问题——是马建国知道，而且不在乎。
在这个年代，国企仓库里的东西少几件、账目差几笔，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谁查？
没人查。
谁在乎？
没人在乎。
他现在做的事，等于在告诉所有人：这个仓库以前是烂的。
而他周远，一个刚毕业半年的毛头小子，有什么资格让这面照镜子上多出一道裂痕？
"行，我知道了。"
周远没再解释，低头继续整理台账。
马建国看了他两眼，哼了一声走了。
下午，周远在仓库门口碰到一个人。
准确地说，是那个人来找他。
"仓库管理员在吗？我们车间有几笔物料单要对一下。"
声音清脆，带着点不耐烦。
周远抬头，看到一个女人站在门口。
二十四五岁的样子，圆脸，皮肤白，扎着一条粗辫子。
穿着蓝色工装，袖口挽到小臂，手上沾着棉絮。
她手里捏着一沓单据，眉头皱着，像是来之前就憋着一股气。
林婉清。
这个名字是从身体原主人的记忆里冒出来的——隔壁车间的挡车工，厂里干活最快的女人，也是厂里出名的"不好惹"。
"对什么？"
周远站起来。
"上个月我们车间领的物料，跟仓库出的单子对不上。"
林婉清把那沓单据往他面前一递，"我算了三遍，差了十块钱的料。我们车间主任说让我来找仓库核实，说少的那十块钱要从我们这个月的工资里扣。"
她说"十块钱"三个字的时候，声音明显拔高了。
1992年，十块钱够一个工人吃五天食堂。
周远接过单据，扫了一眼。
他心里有数，上个月那批货是他经手的，当时记账的时候就发现有两笔出了差错——但他没去改。
在这个厂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但现在不一样了，他走到台账前，翻出上个月的出库记录，跟林婉清手里的领料单并排放在一起。
"你看，"
他指了两处，"这两笔出库的数量和你们领料的日期差了一天，是我记账记串了。还有这笔——"
他又翻了一页，"这个型号的棉纱上个月没有出库记录，但你们车间的领料单上有，说明仓库出错了没登记。"
林婉清盯着那两张纸看了十几秒，然后抬起头看他，眼神变了。
"你……算得挺快。"
"干这行的。"
周远把单据递回给她，"你拿这个去找你们车间主任，就说仓库自己记账记串了，不是你们的问题。十块钱不该扣你的。"
林婉清接过单据，没马上走。
她站在仓库门口又看了周远一眼，嘴唇动了一下，像是想说什么但没说出来。
最后她只说了一句："你这个人，有点意思。"
说完转身就走了。
晚上周远没去食堂吃饭他回到了他那间十平米的小平房，没急着写东西，回想起今天在仓库里默记下来的那些配件数据。
旧织机配件，四十七台套，全堆在仓库最里面的角落，锈得跟废铁没两样。
在棉纺厂的账本上，这些东西叫"待报废资产"，占着地方，没人管，没人问。
但在南方——那些正在疯狂扩张的乡镇小纺织厂——这就是现成的备件，有钱都不一定买得到。
也许能值几千块。
但也有可能会值的更多。
周远把这个数字压在脑子最底下，然后从抽屉里翻出一张信纸，铺开在桌上。
他拿起钢笔，写了一行字：辞职申请。
然后他把笔放下，看着那张只写了一行字的信纸。
他知道1992年初辞职意味着什么——等于把一个铁饭碗砸了个稀碎。
在所有人眼里，进了国企就是端上了铁饭碗，除非你疯了，否则不会有人主动把碗摔了。
但他太清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了。
三年之内，全国将有两千多万国企工人下岗。
他所在的这个棉纺厂，1995年就会被拍卖，到时候别说铁饭碗，连碗都没有。
他现在不走，到时候就是被踢走。
被踢走和主动走，差别大了去了。
周远重新拿起笔，开始剩下的文字，他写得很慢，不是因为犹豫，而是因为他在想措辞——不能说"我知道这厂子要完"，不能说"我要下海经商"，得找一个让马建国没法拒绝的理由。
他写了半个小时，写了几遍，又改了几遍，最后的定稿版本反而是：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仓库管理员职务。
简单，干净，不给任何人抓把柄的空间。
他把辞职信的纸折好，装进信封。
辞职信写好了，但他没有马上交。
他在等一个契机。
或者说，他在等一个理由——一个让所有人都觉得他辞职是"被逼无奈"而不是"主动放弃"的理由。
1992年初，辞职等于疯了。
他需要一个让疯子看起来合理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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