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桥大队的小学在村东头，一排草房。刘雨剑下午给孩子们上了两节课，一年级和三年级合在一起上——这是村小的常态。一年级的学拼音，三年级的写作文，他两头跑，黑板上的粉笔灰落了满肩膀。
放学后，他回了一趟学校办公室，把那本笔记本摊在桌上，又看了一遍昨晚写的东西。煤油灯下抄了四个小时，手都抄酸了，到凌晨两点才睡下。十七岁的身体扛得住熬夜，六十岁的灵魂却记得清清楚楚——熬一次夜，第二天要缓三天。可现在他不用缓了，这具年轻的躯体像一台加满油的机器，怎么用都不累。
《人生》开篇那几段他已经背得滚瓜烂熟。他记得自己是1982年第一次读到这本小说的，在部队的阅览室里，一本《收获》杂志，封面已经卷了边。他读完之后一个人在操场上走了很久，心里堵得慌。高加林啊，一个农村青年，想往上走，想改变命运，最后还是回到了土地上。那时候他觉得路遥写得真狠，把人的希望和绝望都写透了。
现在他要“写”这篇小说。他要把高加林写成他自己的故事。不，不是他自己的——他这辈子从农村走到了城里，有过一个亿的资产，也跌到过十八楼的窗台上。他比高加林走得更远，也摔得更惨。
但他可以重新来。
第二天早上六点，刘雨剑就醒了。准确地说，是被鸡叫醒的。土炕硬，硌得胯骨疼，但他睡得沉，一觉到天亮。自从抑郁症之后，他十几年没睡过整觉了，每天晚上醒三四次，脑子里翻来覆去全是债主催款的事。可现在，他躺在土炕上，听着院子里的鸡叫，竟然觉得这声音比任何安眠药都管用。
他从炕上爬起来，把昨晚抄好的稿子又检查了一遍。字迹工整，用的是蓝黑墨水，钢笔是英雄牌的，笔尖有点劈叉，写出来的字带点毛边。他把稿纸叠好，放进一个牛皮纸信封里，揣进怀里。然后又从炕头的箱子里翻出两本书——《第二次握手》和《青春之歌》，用报纸包了，夹在胳肢窝下面。
出门的时候，他母亲正在灶台前烧火。
“又去县城？”母亲头也没回。
“嗯。”
“你这两天老往县城跑，干啥去？”
刘雨剑站在门口，看着母亲的后背。他母亲今年四十三岁，头发还是黑的，腰板挺得直直的。晚年的时候，母亲七十八岁了，佝偻着腰，拄着拐杖，在养老院的走廊里慢慢走，每走几步就要歇一歇。那时候他欠了一屁股债，养老院的钱都交不上了，还是张梅偷偷去交的。
“去找个朋友。”他说。
母亲回头看了他一眼，眼神里有点疑惑，但没多问。她只是从锅里捞出两个煮鸡蛋，用布包了递过来：“路上吃。别饿着。”
刘雨剑接过鸡蛋，鸡蛋还是烫的，隔着布暖着他的手心。他把鸡蛋揣进口袋，说了声“妈我走了”，然后推开了院门。
晨雾还没散。田埂上的草叶挂着露水，走了几步，裤腿就湿了半截。他走得快，胸口那包稿纸随着步子晃荡，贴着心脏的位置，暖暖的。
他走四十分钟到老街的时候，小卖部的门板已经拆了。张梅正在门口洒水，防止尘土扬起来。她今天换了一件淡蓝色的衬衫，袖口卷到小臂，露出一截白净的手腕。看见刘雨剑过来，她直起腰，笑了。
“你还真来了。”
“说好了来的。”刘雨剑从胳肢窝底下抽出那包书，“给你带的。”
张梅接过去，一层层打开报纸，看见《第二次握手》和《青春之歌》的封面时，眼睛一下子亮了。“哎呀！”她叫了一声，“《青春之歌》！我听说这本书好多年了，就是没借到过。你从哪儿弄来的？”
“学校图书馆的。”刘雨剑说。其实是他在新桥大队供销社的废纸堆里翻出来的，两本书加在一起花了三毛钱。但他不想说这个。
张梅把书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然后抬头看着他，眼睛里亮晶晶的：“你吃饭了没？我这儿有糖饼，我姨早上烙的。”
“吃了。”刘雨剑说。但他口袋里那两个煮鸡蛋还在，他没舍得吃。
张梅不由分说，转身从柜台下面拿出一个油纸包，打开，里面是两张焦黄的糖饼，还冒着热气。“拿着吃。”她把油纸包塞进他手里，“你走那么远的路过来，肯定饿了。”
刘雨剑看着手里的糖饼，忽然有点想哭。多少年了，没有人给他塞过吃的。晚年的时候，他去菜市场买菜，卖菜的大妈看见他转身就走——都知道他欠了钱，怕他赊账。张梅那时候已经没力气给他做饭了，两个人一日三餐都是凑合，馒头就咸菜，或者白水煮挂面。
而十七岁的张梅，一个才认识他两天的小姑娘，给他的糖饼还冒着热气。
他咬了一口。糖饼外皮酥脆，里面是红糖馅，甜得发齁。可他吃得特别慢，一小口一小口地嚼，想把那种甜味记住。
“你坐。”张梅搬了个小板凳放在柜台旁边，“我正好有件事想问你。”
刘雨剑坐下，一边吃糖饼一边看她。
张梅从柜台下面拿出一本作业本，翻开，里面是密密麻麻的字。“我昨晚试着写了一篇东西，”她说，“你帮我看看行不行？你当老师的，肯定比我会写。”
刘雨剑接过来。作业本的格子纸，字写得很工整，但笔画还有点生涩，有些地方涂改了。写的是一篇小散文，题目叫《我家门前的槐树》，写的是春天槐树开花，满院子香，蜜蜂嗡嗡地飞。结尾是一句：“后来槐树被砍了，盖了房子。但每到春天，我总觉得还能闻到那股甜味。”
刘雨剑看完，抬起头。
“怎么样？”张梅有点紧张地看着他。
“写得真好。”他说。
这是实话。虽然文字稚嫩，但那种对物象的敏感——香气、声音、颜色——张梅天生就有。他想起晚年的张梅，那时候她已经不写东西了，但工厂里的账本她记得清清楚楚，每笔开支都工工整整地写在账册里，字迹依然好看。
“真的？”张梅的脸一下子红了，“你不会是哄我吧？”
“我不哄人。”刘雨剑把作业本还给她，“你要是想写，以后我教你。”
“你教我？”张梅歪着头看他，“你那么厉害？”
刘雨剑笑了笑，从怀里掏出那个牛皮纸信封。他把信封里的稿纸抽出来，递给她：“你看看这个。”
张梅接过来，看了第一行字——“一九七五年二三月间，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她安静地看了下去。小卖部门口有风灌进来，吹得稿纸哗哗响，她就用手压着，一页一页地翻。刘雨剑坐在旁边，糖饼吃完了，手指上沾着红糖，他舔了舔指尖，看着她。
张梅看到的时候，突然抬起头：“这是你写的？”
“嗯。”
“高加林……这个人物，也太惨了吧。”她的眼眶有点发红，“他明明有才华，有抱负，可是……”
“可是生活不给他机会。”刘雨剑说。
张梅沉默了一会儿，把稿纸小心地整理好，还给他。“你写得真好。”她说，声音比刚才轻了一些，“比我写的好一百倍。不，一千倍。”
“你才十七岁。”刘雨剑说，“慢慢来。”
张梅看着他，忽然说：“刘雨剑，你的眼睛怎么看着那么老？”
刘雨剑一愣。
“我不是说你长得老，”张梅连忙摆手，“我是说你的眼神……怎么说呢，我姨夫六十多岁了，他的眼睛就是那种，看了很多东西、经过很多事情的眼神。你的眼睛跟我姨夫有点像。”
刘雨剑低下头，把信封揣回怀里。
“可能是书看多了。”他说。
张梅“哦”了一声，也不知道信了没有。她把两本书抱在胸前，又看了看刘雨剑，嘴角翘起来：“那你明天还来不？我把糖饼留着给你。”
“来。”刘雨剑站起来，“明天我带下一章给你看。”
“真的？”
“真的。”
他走出小卖部的时候，太阳已经升高了，老街上的店铺都开了门，包子铺的热气腾腾往上冒，裁缝店里的缝纫机“哒哒哒”地响。他走在石板路上，怀里的稿纸贴着胸口，还能感受到张梅翻过之后的余温。
他在心里算了一下——《人生》总共十几万字，他每天抄三四千字，一个月就能抄完。然后呢？往哪儿投稿？《收获》是首选，但那是大刊物，一个上海郊区的民办老师投过去，人家看不看都两说。
但他记得，路遥的《人生》是1982年发表在《收获》上的。现在是1981年7月，他有一年的时间。如果他赶在路遥之前把这篇小说“写”出来，那成名的就是他自己。
想到这里，他停了一下。
他忽然意识到一个问题。他把《人生》写出来，署上自己的名字，那路遥怎么办？路遥后来还写了《平凡的世界》，那是百万字的巨著，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如果他现在抢了《人生》，路遥还会不会写出《平凡的世界》？
他站在老街的十字路口，愣了好久。
然后他想通了。他不是要抢路遥的东西。他只是在用自己能想到的办法，在这个时代活下去，然后去救张梅。救晚年的张梅，救那个住在老房子里、不和任何人打交道的张梅。为此，他可以做任何事情。包括当一个文抄公。
他迈开步子，继续往新桥的方向走。
田埂两边的水稻又长高了一截，绿油油的，在风里摇晃得像一片绿色的海浪。远处有一列火车经过，汽笛声拖得很长，呜——呜——，一声接一声，消失在东边的天际线上。
刘雨剑听着汽笛声，忽然想起一个念头。如果《人生》发表了，他去上海电影厂改剧本，认识了谢晋、陈冲他们，那他就有钱了。有了钱，他就可以买地。有了地，地会涨价。涨了价，他就可以买古董字画，带回2025年，交给晚年的张梅。
但这中间有一个问题——他第一次穿越回去的时候，是2025年。张梅五十九岁。如果他把古董字画交给她，她就能还清债务，过上好日子。可是，如果张梅过上了好日子，那她就不会那么凄惨，那么他也不会因为惦念她而穿越回来。那这整个循环，会不会断掉？
他脑子里乱糟糟的，像一团被风吹散的稿纸。
算了，不想了。他加快脚步，往家的方向走。今晚还要继续抄《人生》的第四章，高加林要去县城当记者了。他记得那一段，路遥写得特别好，高加林站在县城的十字街口，看着人来人往，心里既兴奋又迷茫。
就像此刻的他自己。站在1981年的上海郊区，口袋里揣着两个煮鸡蛋，怀里抱着一篇还没写完的小说，心里装着一个六十岁的老太太和一个十七岁的小姑娘。
他什么都有了，又好像什么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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