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雨剑回到家的时候，堂屋里坐着三个人。他父亲刘根生在八仙桌旁抽烟，烟是那种自己卷的旱烟，纸卷得松松垮垮，抽两口就要掉一截烟灰。他母亲坐在旁边纳鞋底，针线在鞋底上穿梭，发出“嗤啦嗤啦”的声响。对面坐着的是他大伯家的堂兄刘雨军，比他大五岁，今年二十二，刚从部队退伍回来，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军装，领口的风纪扣还规规矩矩地扣着。
“雨剑回来了。”刘雨军站起来，拍了拍他的肩膀，“正好，有事跟你说。”
刘雨剑看着堂兄的脸，年轻的、刚毅的、眉宇间还有股当兵人的英气。他脑子里却涌出另一张脸——三十年后，刘雨军在法庭上作为原告起诉他。欠款三百万，白纸黑字的借条，刘雨军举着那张纸，对法官说：“他是我亲堂弟，所以我信他，借了他三百万。可现在呢？他一分钱不还，还跟我耍横。”
那天的法庭上，刘雨军的妻子坐在旁听席上，抹着眼泪说：“雨剑，你哥当初把钱借给你的时候，他自己都没舍得换辆新车。”
刘雨剑记得自己当时说什么来着？他说：“哥，你给我时间，我一定还。”可他自己都知道那是谎话。三百万，加上利息，他这辈子还不上了。
“雨剑？”刘雨军在他面前晃了晃手，“你发什么呆？”
“没、没事。”刘雨剑回过神来，“哥你说。”
刘雨军坐回去，搓了搓手：“我谈了个对象，邻村的，叫赵小兰。下个月打算办婚事，缺两件家具。我想打个大衣柜和一张写字台，木料我已经买了，就差个木匠。你认识的人多，帮我打听打听，有没有手艺好的木匠？”
刘雨剑看着堂兄。二十二岁的刘雨军，脸膛被部队的风吹得粗糙，但眼睛亮堂堂的，说起对象的时候嘴角压不住地往上翘。他脑子里又闪过法庭上那张脸——五十多岁的刘雨军，头发花白，眼袋耷拉着，嘴唇抿成一条薄线，看他的时候目光像刀子。
“我帮你问问。”刘雨剑听见自己说，“新桥大队有个刘木匠，手艺不错。”
“那敢情好！”刘雨军一拍大腿，“这事就拜托你了。等你哥我结了婚，请你喝喜酒。”
刘雨剑笑了笑，笑得很勉强。他转身往自己屋里走，走了一半又停住，回头问了一句：“哥，你跟赵小兰……是怎么认识的？”
刘雨军一愣，然后挠了挠头，有点不好意思：“在县城赶集的时候认识的。她卖鸡蛋，我买鸡蛋，买完鸡蛋钱找错了，她又追上来还我。就这么认识了。”
就这么认识了。二十二岁认识的，结婚，生孩子，两口子开了一家小饭馆，日子不富裕但安安稳稳过了三十年。然后刘雨剑来了，开口借三百万，说建筑公司要周转，三个月就还。刘雨军把饭馆抵押了，把钱取出来给了他。三个月变三年，三年变十年。最后，饭馆没了，刘雨军两口子租了一间地下室住。他妻子赵小兰在法庭上哭得直打嗝：“雨剑啊，你哥待你不薄啊……”
“挺好。”刘雨剑说，“哥，你好好待人家。”
刘雨军笑着点了点头：“那当然。”
刘雨剑进了自己屋，把门关上。屋里光线暗，他靠在门板上，慢慢滑下去，蹲在地上。右手攥成拳头，指甲掐进掌心里，疼。但那种疼抵不过心里的。
他想起晚年的自己，坐在出租屋里，手机响了，是刘雨军的号码。他没接。他知道堂兄打来是干什么的。欠债，催债，欠债，催债。后来刘雨军不打了。再后来，法院的传票来了。
他以为堂兄会恨他一辈子。可他在拘留所的时候，刘雨军来探过一次监。隔着玻璃，堂兄老得他都快认不出来了。“雨剑，”刘雨军拿起电话，声音沙哑，“我听说你病了。我给你带了点药，你跟管教说一声，让他们拿给你。”他顿了顿，又说，“钱的事……你别想了。想也没用。你把身体养好。”
刘雨剑隔着玻璃哭了。他看见堂兄也哭了。两个五十多岁的男人，隔着探监室的玻璃，哭得像两个被人抢了糖的孩子。
那之后，刘雨军再没来过。听说他搬去了外地，跟着女儿一起过日子。
刘雨剑蹲在门后，眼泪又下来了。他把脸埋进膝盖里，肩膀一抖一抖的，但不敢出声。他怕外面的父母听见。
过了好一会儿，他站起来，走到炕边坐下。炕头的箱子上摆着一面小圆镜，他拿起来照了照。镜子里是一张年轻的脸，十七岁，眉眼还没完全长开，嘴唇上一层薄薄的绒毛。眼眶有点红，但看不出哭过的痕迹。
他放下镜子，从箱子里翻出稿纸和钢笔。他要继续抄《人生》。高加林已经在县城里工作了，他遇见了黄亚萍，开始了一段新的感情。刘雨剑记得自己第一次读到这里的时候，心里替巧珍难受。可此刻他抄着这些字，脑子里全是另一件事——张梅怀疑他外面有情人。
什么时候开始的？他想不起来了。大概是四十五岁那年吧，建筑公司的生意开始走下坡路，他应酬多，经常半夜才回家。有一次张梅在他衬衫上发现了一根长头发，不是她的。那根头发确实是情妇的。那时候他确实有一个情妇，叫什么名字来着？他都快记不清了。只记得那个女人比他小十二岁，在他公司做会计。后来他生意垮了，那女人就走了，走得干干净净，连工资都没找他要。
但张梅不信他断了。每次吵架，张梅就翻旧账：“你给那个女人买金表，花了一万块，你以为我不知道？”“一万块？我告诉你，你还在外面给她买了一套房子，你以为瞒得了我？”
金表的事是真的。一万块，九十年代的一万块，那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可房子的事是假的。他从来没给任何人买过房子。他跟张梅解释过无数次，张梅不信。后来张梅跟儿子女儿也说这事：“你爸在外面养女人，给人家买房子买金表，家里的钱全败光了。”
儿子女儿开始还劝，后来也信了。有一次他信用卡还不上，欠了五万块，银行的催收电话打到了儿子手机上。他给儿子打电话：“小军，爸跟你借一万块钱，周转一下，下个月就还。”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然后儿子说：“爸，你找那个女人要去啊。你不是给她买了房子吗？卖了不就得了。”
那一刻，刘雨剑拿着电话，站在出租屋的阳台上，外面下着雨，雨水打在铁皮雨棚上，噼里啪啦地响。他想说：“儿子，爸这辈子就对不起你妈一件事，可房子的事真的是冤枉。”但他什么都没说。他把电话挂了。从那以后，儿子再没主动给他打过电话。
可他还是爱张梅。这点他从来没有动摇过。哪怕张梅骂他骂得再难听——“刘雨剑你不是人”“你不得好死”——他都知道，张梅心里苦。工厂没了，房子没了，一对儿女也不在身边，她只剩下他了。她不骂他，她骂谁？
后来几年，他刷信用卡过日子。三十多万的额度，一点一点刷空了。那些钱，大部分他都给了张梅。张梅那时候身体也不好，高血压、糖尿病，每个月吃药要花好几千。他把信用卡刷出来的钱，转进张梅的账户里，每次转个三五千，说：“梅，你拿着花，别委屈自己。”
张梅每次都收，收了之后照样骂他。有一次他实在忍不住了，说：“梅，我给你的钱加起来快三十万了，你就不能念我一点好？”张梅冷冷地看着他：“你给那个女人买金表花了一万，买房子花了多少你自己心里清楚。你给我的这点钱，够干什么？”
他就不说话了。
后来张梅更老了，记性也差了，那些钱的事她全忘了。有一次他提起，张梅说：“你给我钱？你哪来的钱？你那时候连饭都吃不上，你还给我钱？”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后还是咽回去了。算了，忘了就忘了。她忘了他给的钱，但他记得。他全都记得。
刘雨剑放下笔，看着稿纸上刚抄的几行字。墨迹还没干，在煤油灯的光线下泛着潮湿的光。他把稿纸拿起来吹了吹，然后小心地叠好，放进信封里。
明天还要去见张梅。十七岁的张梅。她看了《人生》的前三章，说高加林太惨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告诉她——高加林不算惨，真正惨的是后来的事。小说没写到的那些事——老了、病了、穷了、被爱人怀疑、被儿女抛弃、被兄弟告上法庭——那才是真正的惨。
但他不会写这些。他只会把《人生》抄完，发表，成名，赚钱，买地，然后回到2025年，把古董字画交给晚年的张梅。至于中间这四十多年会发生什么，他不敢想，也不愿想。
他只知道一件事：不管张梅怎么骂他、怀疑他、冤枉他，他都爱她。上一世爱，这一世也爱。十七岁的爱，六十岁的爱，都是同一个人。
他把煤油灯调亮了一点，重新拿起笔，继续抄写。
窗外有虫鸣，叽叽叽叽的，叫得很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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