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锅局之后的那个星期，我开始记不清今天是第几天了。
从推开不知书店的门到现在，大概十天。也可能十二天。每天早上九点二十到，晚上七八点走，中间帮忙搬书、拆箱、分类、偶尔招待一两个客人。赵北川说我比他上班还准时。我说书店不打卡。他说你不打卡比打卡还可怕。
苏荷每天发一条消息。不多不少，就一条。有时候是"棚里今天来了个唱民谣的"，有时候是"你那个工程文件我帮你备份了"，有时候只有三个字——"还好吗"。我每次都回。回的也不多——"嗯"，"还行"，"知道了"。她从来不问我什么时候回去。
周六早上我到书店的时候，林知意正在门口的小黑板上写字。今天推荐的书是一本旧版的《边城》，她画了一个歪歪扭扭的小船在旁边。粉笔是蓝色的。
"你画画水平跟五年前一样。 "
她头也没回。"你损人水平也跟五年前一样。"
小黑板上的船画完了，她退后一步看了看，又蹲下去把船尾巴擦掉重新画。画了三遍。
"今天下午几点关门？"我问。
"一点。"她把粉笔放进围裙口袋，站起来拍了拍膝盖。"周六只开半天。附近上班的人周末不来，学生也不走这条路。"
"那下午你干吗？"
她推了推眼镜。"去趟中国书店。有一批民国旧书到了，老板说给我留了几本。"
"在哪？"
"琉璃厂。"
我对北京不熟。琉璃厂三个字我只在书上见过——鲁迅写过，老舍写过，好像是个卖古玩字画的地方。她看我表情就知道我不知道在哪。
"想去？"
"想。"
她的嘴角动了一下。不是笑。更像是确认了一个预期之中的答案。
上午只有两个客人。一个是来退书的——说买了三天发现其中一本缺了十几页，她二话没说退了全款，还从架子上抽了一本新的送给他。另一个是个老太太，进来问有没有《圣经》。她说没有。老太太说那有没有讲耶稣的书。她说也没有。老太太站了一会儿，买了本《小王子》走了。
"你什么都卖？"我说。
"卖书的人不能挑客人。"她把收银台的抽屉关上，"挑客人的人最后没客人。"
一点钟她准时锁了门。风铃在门上晃了两下，安静了。她把围裙解了挂在收银台旁边的钩子上，换了一件深蓝色的大衣，领口有一圈浅灰色的毛。围巾是米色的，围了两圈。
"走吧。"
我们坐地铁。北京周六下午的地铁比平时空一些，但也没有座位。她站在车厢连接处，一只手抓着吊环，另一只手插在大衣口袋里。地铁拐弯的时候她的肩膀碰到了我的手臂，她没有躲。我也没有。
"你以前来过琉璃厂吗？"
"没有。"我说。
"那你来北京到底干过什么。"
"去过簋街。"
"那是赵北川带你去的。"
"去过便利店。"
她转头看我，眼镜片上映着地铁车厢里的白色灯光。"你真够可以的。"
琉璃厂比我想象中安静。不是那种商场式的安静——是那种老了以后才会有的安静。街上人不算少，但大家走得慢，说话声音也低。路两边全是卖字画和文房四宝的店，橱窗里摆着砚台、毛笔、一摞一摞的宣纸。偶尔有一家卖旧书的，门口堆着几箱发黄的线装本，纸边卷得像秋天的叶子。
中国书店在琉璃厂西街的尽头。门面不大，木门木窗，门楣上挂着一块老匾，上面的字已经褪得只剩轮廓。推门进去是一股陈年纸张的味道——不是霉味，是那种书放在一起太久了，彼此的气味混在一起，变成一种只有旧书店才有的特殊气息。
老板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戴着一副比林知意的镜片还厚的眼镜。他看到林知意进来，从柜台后面站起来，笑了一下。
"小林来了。你那几本我给你留着呢，放后面了。"
"谢谢周老师。"
"这位是——"老头看了我一眼。
"朋友。"她说。
朋友。我站在她身后，看着她跟老板聊那批民国旧书——哪本是初版，哪本有作者签名，哪一本的装帧是当年某位名家的设计。她说这些话的时候语速比平时快，手会不自觉地比划，说到某本书的品相特别好，眼睛里有种很亮的东西。
这种表情我见过。五年前她帮我分析demo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不是分析——是沉浸。是被某种东西抓住了，然后忘记旁边还有别人。
老板带我们去后面的库房。库房不大，靠墙堆满了纸箱，中间只留了一条窄窄的过道。她蹲下来一箱一箱地翻，动作和在新书到货时一样——摸封面、翻封底、看内文。但这次更慢。因为每一本都是旧的，每一本都可能有什么故事。
"你看这个。"她把一本薄薄的册子递给我。
封面已经泛黄，上面印着四个字——《雨天的书》。周作人的。民国二十二年出版。书脊上有一道浅浅的裂痕，被人用很细的线缝过。我翻开扉页，上面用钢笔写着一行小字："一九三四年三月，购于上海四马路。雨。"
"下雨天买的，叫《雨天的书》，"她说，"这个人买书的时候可能没想到八十年后会有人看到他写的字。"
我把书还给她。她接过去的时候手指在扉页上停了一下，然后合上，放在她挑好的那一小摞上面。
我们在库房里待了大概四十分钟。她挑了七本书，摞在一起大概十五厘米高。付钱的时候老板用牛皮纸帮她包好，外面扎了一根麻绳。
"小林，你上次说你那书店开了快一年了？"
"嗯。去年十一月开的。"
"挺好的，坚持下去。"老头把包好的书推过来，"北京现在像你这样的年轻人不多了。"
她接了书，说了声谢谢。出门的时候她抱着那捆牛皮纸包的书，用下巴压着最上面一本防止滑掉。风把她围巾的一头吹起来，搭在了书上。
"给我吧。"我说。
她看了我一眼，然后把书递过来。牛皮纸还是温的——可能是库房里暖气烤的，也可能是她抱了一路。
"你挑书的时候跟五年前一样。"
"什么一样？"
"什么都要翻三遍。"
她没接话。走了几步，她忽然说："以前在成都的书店里，我挑书的时候你就在旁边弹吉他。也不管有没有客人。"
"那时候店里也没客人。"
她笑了一下。很短。然后她用围巾把下巴埋住，只露出半张脸和眼镜框的上沿。
琉璃厂的街灯开始亮了。天色暗得很快——北京冬天下午四点半天就沉下来了。路边的老槐树光秃秃的，枝杈在灰蓝色的天空下划出很多细线。我们从西街走到东街，经过了一家卖毛笔的店、一家裱画的店、一家橱窗里挂满了红色中国结的店。
"你饿吗？"她问。
"有一点。"
"前面有家饺子馆。我来过几次。茴香馅的。"
饺子馆很小，只有四张桌子。墙上贴着一张褪色的菜单，边角翘起来，用透明胶粘着。她点了两盘饺子——一盘茴香猪肉，一盘韭菜鸡蛋。等饺子的时候她把眼镜摘下来擦，用桌上的餐巾纸。
"你戴上眼镜以后看得清我脸上的表情吗？"
她把眼镜戴上，看了我两秒。"看得清。你刚才说这句话的时候左边眉毛比右边高了大概两毫米。"
"那是什么意思。"
"你在紧张。"
饺子端上来了。热气在两个人中间升起来，茴香的味道很冲。她夹了一个放在碟子里晾着，然后抬头看我。
"沈暮。"
"嗯。"
"你打算什么时候回成都。"
这个问题我等了好几天了。从她第一天问"你打算在北京待多久"的时候我就知道她会再问。饺子很烫，我咬了一口，烫得舌尖发麻。
"还没想好。"
她低头看着自己的碟子。饺子已经晾了一会儿了，她还是没吃。
"苏荷那边不要紧吗？"
"她说能撑一段时间。"
"一段时间是多久。"
我把筷子放下。饺子馆的厨房里传来炒菜的声音，铁锅碰铁勺，叮叮当当的。
"知意。你是不是想让我走。"
她没回答。过了很久——至少有半盘饺子的时间——她说："不是想让你走。是想知道你是不是要留。"
窗外琉璃厂的街灯已经全亮了。橘色的光透过饺子馆的玻璃，照在她侧脸上。眼镜片反射出一小片光斑，遮住了她的眼睛。
"我想留。"我说。
她把那盘茴香饺子往我这边推了一点。
"那你留。"
饺子馆的老板娘过来加水。北京的冬天，天黑透了以后反而没那么冷。可能是暖气开得足，也可能是别的原因。
我们吃完出来的时候街上已经没什么人了。琉璃厂的店大多关了门，只有几家画廊还亮着灯。她抱着那捆牛皮纸包的书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路灯把我们的影子一前一后投在青石板路上。
"下周六有个旧书市集，"她没回头，"在潘家园。"
"几点？"
"六点。"
"早上？"
"早上。"
她站住了。我差点撞上她。
"你起得来吗。"
"起得来。"
她转过身来。眼镜片上全是路灯的反光，我看不清她的眼睛。但她笑了。不是那种很轻很短的笑——是真的笑了。是那种五年前在成都的书店里，我弹完一段demo之后她转过头来的那种笑。
北京的冬天晚上，风吹过来还是冷的。但她笑了以后，好像没刚才那么冷了。
地铁上她还是站在车厢连接处。这次人比下午多一点，我们并排站着，肩膀之间隔了大概十厘米。她抱着书，我抓着吊环。地铁进隧道的时候车窗变成一面镜子，我看到她侧脸映在玻璃上——眼镜，围巾，抱着书的手。还有嘴角边那个还没来得及收回去的弧度。
她在安定门下车。我说我送你到小区门口。她说不用了。我说那我看着你走出去。她没再拒绝。
出站口的风很大。她把围巾往上拉了拉，走到扶梯口的时候回头看了我一眼。
"周一见。"
"周一见。"
她上了扶梯。灰色的扶梯把她往上送，围巾的尾巴在风里飘了一下。我在闸机外面站着，看着她的背影一点一点升高，最后消失在出站口的灯光里。
手机震了。赵北川。
"今天怎么没来搬书。"
"今天周六。书店只开半天。"
"那你去哪了。"
"琉璃厂。"
赵北川沉默了三秒。然后发了一个大拇指。
"牛。"
"怎么了。"
"没什么。就是觉得——你居然知道琉璃厂。"
我把手机放回口袋。地铁站里人不多，末班车还有二十分钟。我靠着柱子站着，把今天下午的事从头到尾想了一遍。
然后我又把手机拿出来。不是看微信。是打开备忘录。
上次的备忘录里还写着——"北京。很冷。但我在北京了。"
我在下面打了一行新的字。
"她说：那你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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