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爸要出院的消息，是她周三晚上告诉我的。
她在书店里接了个电话，嗯了几声，然后说“我明天回去”。挂了电话，她站在收银台后面，半天没动。
“我爸出院。”她说，“医生说他情况稳定，可以回家养着。”
“回哪。”
“老家。”她说，“我妈先回去收拾了。”
“书店呢。”
“关两天。”她说，“后天就回来。”
我看着她。她低头把手机放进兜里，动作很轻，像是不想让这个决定落地。
“我跟你回去。”我说。
她抬起头看我。
“书我看完了。”我说，“批注也看了。你爸说，写完歌去谢他——歌还没写完，但我想先去谢谢他。”
她看了我很久。然后她说：“行。明早的飞机。”
第二天早上我们飞成都。她一路没怎么说话，看着窗外。快到的时候她说：“我爸瘦了很多。”
“嗯。”
“他以前很胖的。”她说，“我小时候他把我架在肩膀上，我抱着他脑袋，他头发还没白。”
“现在呢。”
“现在头发全白了。”她说，“但他精神还行。医生说，他这样的，能撑到现在，算好的。”
我没接话。她也没再说话。
到了成都，她先带我吃了碗抄手，然后打了个车去医院。
华西医院。住院部。
电梯上到十三楼的时候，我忽然想起那条消息。
“我爸爸在这里做治疗。我每周都会来。你不用来看我。但你要是想来的话——华西医院住院部13楼。”
四年前，我收到这条消息，没有回。现在我自己走进来了。
走廊里很安静。护士站的小姑娘认识她，朝她点了点头。她带我走到走廊尽头的一间病房门口，停下来。
“紧张吗。”她问。
“有点。”
“他也是。”她说，“他昨晚给我打电话，问你是不是真的来。我说是。他说那他今天要刮胡子。”
她推开门。
病房里有两张床，靠窗那张躺着一个人。床摇起来一半，他靠在枕头上，手里拿着一本书。床头柜上放着一副老花镜、一个保温杯、一摞药盒。
他听到开门声，抬起头。看见她，笑了。然后看见我，愣了一下。
“爸。”她说，“这就是沈暮。”
她爸把书放下，摘下老花镜，上上下下看了我一遍。他瘦，瘦得颧骨都突出来了。但眼睛很亮。
“你就是沈暮。”他说。
“叔叔好。”
“书看了吗。”
“看了。”
“批注呢。”
“看了。”
他点点头。“写歌的人，先把话说完——你话说完没有。”
我愣了一下。然后我说：“说了。”
“跟谁说的。”
“跟她。”
她站在旁边，耳朵根红了。她爸看了她一眼，笑了一下。
“行。”他说，“那歌呢。写到哪了。”
“前奏有了，主歌写了几行。副歌——”我停了一下，“副歌还空着。”
“为什么空着。”
“不知道该填什么。”
他看着我，像是在看一本他读了很多遍的书。“不急。”他说，“好东西不怕等。写完拿来给我听。”
“好。”
她出去打水了。病房里只剩我和她爸。
他往门口看了一眼，然后把视线收回来，落在我身上。
“我这病，医生说也就这样了。”他说，“我不怕。人都有这一天。”
我没说话。
“我就怕她一个人。”他说，“她这个脾气，什么都自己扛。我跟她妈说，以后她要是回成都，你让她回家住。她妈骂我，说我说丧气话。”
他停了一下。
“她吃药老是忘。”他说，“你帮我记着。”
“记着什么。”
“记着她吃药。”他说，“她要是不肯吃，你就跟她说——”他又停了一下，像是在找一句合适的话。最后他说：“算了。你就陪着她就行。”
我点头。“我记着。”
他看着我，没再说话。过了很久，他忽然又说：“她小时候，我在她作业本上写批注——先想清楚，再落笔。这句话我说了一辈子。”他停了一下，“到了这把年纪才明白，有些话，等你想清楚了，就来不及说了。你写歌，该落笔就落笔。”
我说好。
她端着水回来的时候，她爸已经靠在枕头上闭着眼了。她放轻脚步，把水杯放在床头柜上。她爸没睁眼，说：“我没睡。你俩走吧，别耽误事。沈暮——”
“嗯。”
“把那本书看完。看完了再来一趟。”
“好。”
“下次来，”他说，“带着歌来。”
出了病房，走廊里我们并排走。谁都没说话。
电梯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我看着楼层数字往下跳：十三，十二，十一。像倒计时。
“我爸跟你说什么了。”她问。
“他说让我把书看完，下次带着歌来。”
“还有呢。”
“还有——”我想了想，“他说你小时候，他在你作业本上写批注。”
她没接话。电梯到了底楼，门开了。
出了住院部大门，成都的冬天没有北京那么冷，但风还是硬的。她站在台阶上，抬头看了一眼十三楼的位置。
“四年前。”她说，“我在这儿给你发消息。你在成都，打车二十分钟就到。”
“嗯。”
“你没来。”
“没来。”
“现在你来了。”
“现在来了。”我说，“晚了五年，但来了。”
她没说话。过了几秒，她转身往外走。
“走吧。”她说，“去吃串串。我请你。”
我跟上她。走了几步，她又说：“我爸说你跟他年轻的时候有点像。”
“哪儿像。”
“说不上来。”她说，“他说你俩都是那种，心里有话，非要绕很远才肯说的人。”
我看着她。她没回头，但我知道她在笑。
风把她的头发吹起来。住院部大楼在身后，十三楼的灯还亮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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