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我去书店喝粥。小米粥，熬得稠，配了一碟咸菜和两个煮鸡蛋。她系着围裙，把碗端到我面前，自己在对面坐下，也端了一碗。
我喝了两口。她没动筷子，先拿起桌角的一个小药瓶。
白色的，没有标签。
她倒出两粒，就着粥咽了下去。动作很熟练，像做过一千遍。
“什么药。”我问。
“维生素。”她抬起眼睛看我，“你也要来一粒。养生。”
“不用。”
她把药瓶放回桌角。我注意到那个瓶子——干净，没有标签，瓶身上连生产日期都没有。像谁把外面的纸撕了。我盯着它看了一会儿，她顺着我的视线看了一眼，没解释。
我也没问。但我认出来了——潘家园的早点摊上，她从这个瓶子里倒过一粒，说“老毛病了，天冷就这样”。同一个瓶子。
下午两点，她开始收拾东西。围巾、外套、手机。
“下午店你看着。”她说，“我去趟医院。”
“怎么了。”
“老毛病，例行复查。”她把手套戴上，“两小时就回来。教授下午来取诗集，就是那本——”她指了指收银台，“你帮我给他。”
“我陪你去。”
“不用。”她说，“你帮我看着店。他三点来，你告诉他诗集在收银台下面的抽屉里。”
我没再坚持。
她走了之后，店里安静下来。暖气片嗡嗡地响，风铃挂在门上一动不动。我坐了一会儿，把收银台下面的抽屉拉开，那本诗集躺在里面——旧旧的，书页泛黄，封面上的字印得很淡。我翻了一下，又放回去。
三点整，一个老头推门进来。围巾，呢子大衣，眼镜片很厚。进门先看了一圈，没看见她，问我：“小林呢。”
“去医院了。”我说，“您坐，她说诗集给您留着。”
我从抽屉里把诗集拿出来，递给他。他接过去，翻开看了两眼，点了点头，像是确认了什么。
“好。好。”他把诗集夹在腋下，没急着走。在书架前站了一会儿，忽然问我：“你是小林的朋友。”
“嗯。”
“她这身体，”他说，“一个人撑个书店，不容易。你们年轻人，别什么都硬扛。”
我愣了一下。“她身体——”
老头看了我一眼，像意识到自己说多了，摆摆手：“我瞎操心。她每季度都去医院，我寻思着，年轻轻的，哪能这么折腾。”他往外走，到门口又回头，“诗集的钱她收过了。跟她说，找到了就好。”
门在他身后合上。风铃响了两下。
我站在收银台后面，想着他的话。每季度都去医院。老毛病。白药瓶。
五点差一刻，她回来了。进门先哈了口气，搓了搓手：“冻死了。有人来取书吗。”
“教授来过了。诗集给他了。”
“好。”她走到收银台后面，把围巾解下来，挂到钩子上。她弯腰的时候，袖口往上滑了一截，手腕内侧有一个很小的、淡红色的印子——像是贴过什么胶布，刚撕下来。
她很快把袖子拉下来。像做过很多次那样。
我什么都没说。
晚上她收拾东西准备关门，手机响了。她看了一眼屏幕，走到里间去接。门没关严，我听见她压低声音说话：“……嗯，结果出来了……我知道了……下周一还要去吗……好。”
她挂电话出来，看见我在看她。
“我妈。”她说，“问我过年回不回去。”
“你回吗。”
“再说吧。”她把手机放进口袋。
我没再问。但我知道她在说谎——我认识她五年，她撒谎的时候，眼睛会先往旁边看一下，然后再看回来。刚才就是这样。
晚上回到赵北川家，我躺在床上，把今天的事一件一件摆出来。
白药瓶。没有标签。
潘家园的早点摊上，她说过“老毛病了，天冷就这样”。
五年前她妈在成都说过“你自己的身体你也不管了”。
她手腕上那道疤，从我们第一次见面就在。
教授说，她每季度都去医院。
她爸在病床前跟我说：“她吃药老是忘，你帮我记着。”
我记着了。
可我不知道我记着的是什么事。
我翻了个身，看着天花板。手机亮了一下，是她发来的消息。
“粥好喝吗。”
“好喝。”
“明天还来吗。”
“来。”
“那我明早煮。”
我看着屏幕。有些话堵在喉咙里，像一扇推不开的门。我想问，她吃药忘没忘；想问她下周一要去哪家医院；想问她到底有没有事。
我一个字都没发出去。
我在对话框里打了很久的字，删掉，又打，又删掉。最后发过去的只有两个字：
“晚安。”
她回：“晚安。”
我放下手机，闭上眼睛。
她爸让我记着她吃药。我记着了。但我连她吃的什么药都不知道。
有些事，她不说，我就先记着。像记着那道疤一样记着。像记着那个白药瓶一样记着。
总有一天，她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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