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八点,我站在不知书店门口。
门虚掩着。风铃被我推门带得响了两声。店里还没开灯,收银台上放着一杯水和两粒药——我昨晚走之前放在那里的,杯盖上,白药片,排成两粒。
她听见声音,从里间走出来。头发没梳,披着一件旧棉袄,脸还是白的,但比昨天好了一些。
“八点。”我说。
她看了一眼收银台上的药,没说话,走过去,把两粒药放进嘴里,就着水咽下去。
“记着了。”她说。
“嗯。”
“你几点起来的。”
“六点半。”
“为了提醒我吃药,你六点半起床。”她说,“你是不是傻。”
“是。”我说,“我给你带了粥。”
我把保温桶放在收银台上。小米粥,我熬了四十分钟。她看着那个保温桶,站了一会儿,然后说:“你先进来坐。外面冷。”
我进来,她把灯打开。暖黄色的光一下子铺开,像把昨天晚上的冷都挡在门外。
“你坐下。”她说,“我煮了鸡蛋。”
我们面对面坐在圆桌旁边。她剥鸡蛋,剥得很慢,把壳一片一片揭下来,放在碟子里。我喝粥。粥还烫,我吹了吹。
“昨天在医院,”我说,“医生说的那些,我都听见了。”
她的手停了一下。然后继续剥。“嗯。”
“血小板低。药不能停。别熬夜。别感染。”
“你都背下来了。”她说。
“我记性好。”
她把鸡蛋放进我的碟子里。“吃。”
我吃了。蛋白有点咸,她蘸了酱油。
“知意。”我说,“你昨天说,不知道怎么开口。今天能开口了吗。”
她没马上回答。她把另一颗鸡蛋剥开,蛋白放在碟子里,蛋黄掰成两半。
“五年前查出来的。”她说。
我端着粥碗,没动。
“再生障碍性贫血。”她说,“医生说的时候,我一个字都没听懂。后来自己查了,懂了——就是骨髓造不出血了。血小板低,白细胞低,容易出血,容易感染。轻的,靠药维持,能活很多年;重的,要考虑换骨髓。”
“你是哪种。”
“中间那种。”她把蛋黄放进嘴里,嚼了很久,“不算重,也不算轻。靠药压着,血象能稳住。稳不住的时候,就得去医院。”
“就像昨天。”
“就像昨天。”她说,“低烧,血小板掉下去一点。医生让加药,注意休息。没大事。”
“没大事。”我重复了一遍。
她抬起眼睛看我。“真的没大事。医生说,只要按时吃药、定期复查,跟正常人差不了太多。就是不能累,不能磕碰,不能感冒。”
“你爸呢。”我说,“他知道吗。”
“我妈不知道。”她说,“我爸后来知道了。有次我去华西看他,脸色太差,瞒不住了。他什么都没说,就让我吃药别忘了。”
“他让我记着你吃药。”我说。
“嗯。”她说,“他跟你说过。”
“说过。”我说,“在十三楼。他跟我说,她吃药老是忘,你帮我记着。”
她低下头,看着碟子里的鸡蛋壳。
“你什么时候回上海的。”我说。
她愣了一下。大概没想到我会问这个。“那年秋天。”她说,“查出来之后,我没敢跟家里说。那时候我爸身体已经不好了,常年在华西住着,我妈一个人两头跑。我怕她再为我操心,就回了上海,自己治。”
“治了多久。”
“两年。后来好一点了,找了份出版社的活,边上班边吃药。再后来,来了北京。”
“一个人。”
“一个人。”
“为什么一个人。”我说,“你当时可以告诉我。”
她没说话。她把碟子里的鸡蛋壳一片一片摞起来,摞得很整齐,像在做一件跟她没关系的事。
“我发过消息给你。”她说。
我愣住了。
“五年前的秋天。”她说,“我在华西住院部十三楼,陪我爸。我写了一行字,又删了,又写。最后发出去的是——我爸在这里做治疗,你要想来看我,华西医院住院部十三楼。”
“我收到了。”我说。
“你没回。”
“没回。”
“那条消息底下,我还贴了一篇文章。”她说,“华西医院血液科的公众号,写再生障碍性贫血患者的日常护理。”
我看着她。
“你没点开看吧。”她说。
“没有。”我说,“我以为那是你爸的病。”
她低下头,把最后一片鸡蛋壳摞上去。“不是。”她说,“我爸是肝上的毛病。那篇文章,是我自己的病。”
我端着粥碗,碗里的粥已经凉了。
“我把两个消息放在一条里发的。”她说,“我爸的病,我的病。我想着,你要是点开那篇文章,你就都知道了。你要是没点开,那就算了。”
“算了。”我重复。
“算了。”她说,“后来我想,你没回,就是不想知道。那我就自己扛着。”
“我没不想知道。”我说,“那条消息,我看到了。没回。”
她抬起头看我。
“旧手机。”我说,“那条消息我一直收着,没删。你走了以后,我换过手机,那部旧的放进键盘抽屉里。后来我又翻到过一回,消息还在——那时候,你已经在北京了。”
她没说话。
“所以我来了北京。”我说,“我想当面跟你说。”
“说什么。”
“说对不起。”我说,“也说——别的。”
她低下头,看着圆桌上那碟鸡蛋壳。过了很久,她说:“你不用说对不起。”
“要说。”我说,“五年了,一句话没回。你发消息那天,我不知道那篇文章是写你的。我现在知道了。”
“然后呢。”她说。
“然后——”我看着她,“你让我记着你吃药。我记着了。”
她没接话。窗外的天光从玻璃门照进来,落在圆桌上。北京的冬天,早上八点半,阳光薄得像一层纸。
“你会不会觉得,”她说,“跟我在一起,太麻烦了。”
“不会。”
“我说真的。”她说,“我这个病,要吃药,要复查,不能累,不能感染。开店已经很累了,我不想再拖一个人进来。”
“你拖我进来了。”我说,“五年前就拖进来了。”
她看着我。
“你手腕上那道疤,我们第一次见面我就看见了。”我说,“我没问。后来你走了,我五年没找到答案。现在我不想再等五年了。”
她没说话。我伸手,把碟子里摞起来的鸡蛋壳推开。
“你问我为什么来北京。”我说,“因为我又翻到那条消息的那天晚上,我在备忘录里打了三个字——北京。很冷。但我在北京了。后来我见到你了,我把那行字改成了——她在北京。”
“这不是歌。”她说。
“这是歌的第一句。”我说,“副歌第二句,我昨天想好了。”
她愣了一下。“想好了。”
“想好了。”我说,“但我没写。我想先跟你说。”
“那你说。”
我看着她的眼睛。
“当面说想你。”我说,“第二句是——当面说我留。”
她坐在那里,没动。窗外的阳光又亮了一点,照在她脸上。
过了很久,她说:“你留。”
“我留。”我说。
她低下头,把那个保温桶的盖子拧开,又拧上。拧了两遍。
“粥我晚上喝。”她说,“中午你别走,我给你煮面。”
“好。”
“你歌里写的那个留,”她说,“是想好了才写的吧。”
“想好了。”
她终于笑了一下。很短。像北京的冬天里,从云缝漏下来的一线光。
中午我在书店吃了面。下午她睡了一会儿,我帮她看了半天店,卖了四本书,账本上写了四个“沈”。傍晚她醒了,精神好了很多,说要去买排骨,晚上炖汤。
“你那个本子,”她说,“晚上带过来。我想看看第二句。”
“行。”
她穿上外套,围巾围了两圈,把脸埋进去一半。出门的时候,风铃响了。
晚上我把五线谱本带过去。她在里间炖汤,砂锅咕嘟咕嘟地响,整个书店都是排骨的味道。
我把本子放在圆桌上,翻开。她端着碗出来,看了一眼。
副歌的位置,两行字并排躺着。
当面说想你。
当面说我留。
她没说话,把碗放下,伸手,用指尖在那行字上轻轻划了一下,像怕划坏纸。
“这五个字,”她说,“你要说话算话。”
“算话。”
“那行。”她说,“歌写完了,第一个给我听。”
“好。”
“第三句,我不着急。”她说,“你慢慢写。”
砂锅还在咕嘟咕嘟地响。北京的冬夜,书店里很暖和。
那首歌,还是没有写完。
但副歌,有第二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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