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几天，苏远的生活逐渐有了一种规律。
早上七点起床，洗漱，下楼。弄堂口的老虎灶打一瓶开水，隔壁买两个烧饼，边走边吃。八点前到报馆，开始一天的校对工作。中午吃报馆管的那碗面。下午继续干活。六点收工，回住处。
日子过得平淡，甚至有些单调。
但苏远并不觉得无聊。
因为他在做实验。
每天晚上回到阁楼，他都会花一些时间来测试自己的能力。像一个工程师调试新设备一样，他有条不紊地记录数据。
第一晚，他测试感知范围。
他站在窗边，集中注意力，让感知像涟漪一样向外扩散。他能清晰地"听"到楼下房东太太在厨房里和收音机说话的声音。能感知到隔壁楼的一台电话正在通话。能摸到烟纸店门口的电线上流动的微弱电流。
最远的稳定感知距离大约是五十米。超过这个距离，信号就变得模糊，像是隔着一层毛玻璃看东西。
第二晚，他测试不同类型信号的感知精度。
电报信号最清晰。莫尔斯码的节奏、长短间隔，他都能准确分辨。他甚至尝试在纸上记录下来——滴答答滴，答滴滴滴——和自己知道的莫尔斯码表对照，基本一致。
电话信号次之。他能感知到通话的存在和声音的轮廓，但具体内容像隔着一堵墙听人说话，听不真切。
广播信号最强也最模糊，因为发射功率大，覆盖范围广，很难精确定位来源。
纸上写的文字——这个最让他惊讶。当他把注意力集中在一张写满字的纸上时，他能"感觉"到一些笔画的轮廓和墨迹的浓淡，但没法完整地"读取"内容。像是一种模糊的触觉，而非视觉。
第三晚，他测试持续使用的时间和疲劳度。
连续使用感知十分钟后，太阳穴开始发胀。十五分钟后，出现轻微的头痛。二十分钟后，头痛加剧，注意力也开始涣散。
休息大约半小时后，症状消失。
苏远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下：持续使用上限约十五分钟，恢复时间三十分钟。这是目前的数据。
他还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当他专注于感知某一类信号时，对其他信号的感知会自动减弱。像是大脑在做注意力过滤，和他在现代调试通信设备时调滤波器的原理类似。
这说明能力是可以训练的。
苏远把笔记本收好，吹灭煤油灯，躺了下来。
黑暗中，城市的信息流依旧在周围涌动。那些微弱的电报信号、电话铃声、广播电波，像是夜色中看不见的萤火虫，在他意识的边缘闪烁。
他已经慢慢习惯了这种背景噪声。
一周后，苏远基本摸清了自己的能力参数。
最大感知半径：大约六十米——比最开始测的多了十米，可能是适应后的提升。
最佳精度范围：三十米以内，信号清晰度最高。
持续使用极限：十五分钟后需要休息。
可同时追踪的信息流：三到四条。
他还做了几次小实验，确认了能力对"信息载体"的敏感度排序。同样是传递一句话，他感知电报最快——莫尔斯码是纯电信号，几乎零延迟；电话次之，能听到声波轮廓但隔得远时辨不清内容；而写在纸上的字，只能隐约摸到墨迹的浓淡和笔画的走向，像隔着毛玻璃读一封密信，最吃力。
这个排序让他隐约摸到一点门道：能力似乎更亲近"电"，而非"字"。越是原始的信息载体，他感知起来越吃力。他在笔记本上画了个简单的示意图，用箭头标出这种倾向。
他也在报馆里发现了更多东西。
首先是排版房的那台电报机。那是报馆从通讯社接收新闻电稿用的设备，每天早晚各接收一次。电报员是个姓王的年轻人，技术熟练，发报速度很快。
苏远偶尔会"偷听"那些电稿——大多数都是国內外新闻，没什么特别的。
但他注意到了一个细节：那台电报机的发报韵律是有"脾气"的。姓王的电报员发报时节奏稳，间隔匀，像一台精密的仪器；而偶尔代班的另一个年轻人，发报就带一点毛躁，长音拖得略长。这些细微的差异，在外人听来毫无分别，在苏远感知里却清清楚楚——就像指纹。
他当时只是觉得有趣，并没有多想这个发现将来有什么用。
但他注意到一件事。
每天下午三点左右，电报机都会收到一条简短的信号。时间很短，不超过十秒，然后就没有后续了。
不是新闻电稿的格式。
倒像是某种——确认信号。
苏远没有声张。他只是在心里记下了这个时间点。
其次是老周。
老周在报馆的地位很特殊。他不是主编，也不是普通校对，更像是一个"什么都知道但什么都不管"的角色。赵主编有时候会找他商量版面的事情，排版工人也会找他确认一些拿不准的字。
但最让苏远在意的，是老周和对面那栋楼的关系。
他注意到老周每天傍晚收工后，不会直接回家。他会先在报馆门口站一会儿，抽根烟，然后过马路，在对面的绸布庄关门之前进去一趟。每次待的时间不长，大概五分钟就出来。
绸布庄的老板是个温州人，五十多岁，看上去是个老实本分的生意人。
但苏远每天下午三点左右感知到的那个"确认信号"——它的发报位置，就在绸布庄的楼上的某个房间里。
苏远不知道这两件事有没有关联。
他也不打算去查。
至少现在不。
他在报馆才工作了一个星期，连同事的名字都没认全。贸然做什么只会打草惊蛇。
他现在最重要的事，是活下去。
然后才是别的。
星期五傍晚，苏远收工后没有直接回住处。他沿着福州路往东走，拐上了金陵路。
金陵路上霓虹灯已经亮起来了。先施公司、永安公司、新新公司的招牌在夜色中闪烁着彩色的光芒。路上的人比白天还多——下了班的职员、逛街的太太小姐、兜售小商品的小贩，还有那些穿着花枝招展的，站在舞厅门口招揽客人的女招待。
苏远站在永安公司门口，看着橱窗里陈列着最新的收音机和留声机。一台飞歌牌收音机标着"最新到货，售价五十八元"。
他摸了摸口袋里的钱。
一周的工资还没发，身上还有不到两块大洋。五十八元，对他来说是个天文数字。他在橱窗前多站了几秒，目光从收音机移到旁边的留声机——这个时代最顶尖的信息娱乐设备，他却连一台都买不起。
真是讽刺。一个靠"信息"吃饭的人，在这个时代连获取信息的工具都买不起。
他继续往前走。
路过一家书店，橱窗里摆着几本新书：《鲁迅杂文》《生死场》《八月的乡村》。还有一本翻译的《苏联的间谍活动》，封面印着一个穿风衣的人影。
苏远隔着玻璃看了一眼，没进去。
街头转角处，一个卖馄饨的小摊冒着热气。他停下来，要了一碗小馄饨，坐在路边的条凳上吃。
馄饨汤里加了虾皮和紫菜，味道鲜得让他想起了现代的便利店关东煮。
他呼着热气，一勺一勺地喝着汤。
结账的时候，他在摊子边站了一会儿。卖馄饨的老伯佝偻着腰，在热气里忙活着，铁锅里翻滚的水汽把他的脸蒸得模糊。一碗馄饨八枚铜元，在这座城里，有人一顿饭能吃掉他一月的房租，也有人就靠这几枚铜元活着。
这日子虽然苦，但至少还活得下去。
而且，他还有一张底牌。
在这个即将到来的乱世里，掌握信息的人，才能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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