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是周末。
“今天我要出去做周末家教，没空陪你去东方广场的招聘会。等会儿你出胡同右转，再走大约两百米，有一个停靠多路公交车的候车棚。你也知道，这里只有472路到东方广场。哦，另外房间桌上给你留下五十元钱和一张公交卡。那我先走了！”大哥说完就急匆匆地出了门。这时我看了看手机，时间显示已是八点二十分。
九点钟我来到大哥所指的候车棚时，早已有几十人在这里候车，后来又陆陆续续地来了不少人。我看了一下候车的人，几乎都是像我这样的年轻人。人们或坐或站，各自玩弄着手中的手机或iPad，静静地等候着。只有一个年约二十、身材高大、西装革履、头发油光发亮，又长着一张洁白可人的娃娃脸的人，在不停地来回走动着。偶尔，这位“高帅”先生的嘴里会发出诸如“是哪路车到东方广场？”“到东方广场的公交车几分钟来一趟？”“这过来的车是几路公交车？”之类的问题。但看他那副打扮，又好像不是不识字的人，因而没有一个人去理睬他。
472路公交车终于来了，人们蜂拥而上。我也被人流拥挤着上了车。当我掏出公交卡刷卡时，就听见“现在人太挤，我等会儿再投币吧！”的声音传入我的耳膜。而这声音是发自紧靠在我前面的一个大块头。我立即从这声音中分辨出，这大块头就是那位“高帅”先生。在过道里，我被后面的人挤着，紧靠大块头，慢慢地向车厢后部移动双脚。稍后，我前面停止移动了，但我的一只脚只能停靠在另一只脚上——城市里的公交车大多都是这样的。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人满为患！
车子刚启动时，我见这大块头用左手握着头顶上的稳定杆，四下打量着，好像在找什么人。之后，他弯下腰对坐在他面前右边的人轻声说着什么，那人好像没有理睬他。于是他换用右手拉着稳定杆，把腰弯得更低。这时，我透过他右手臂下的空隙看见，那对面坐着的是一位三十几岁的男“白领族”。这位“白领族”戴着眼镜，正注视着手中的iPad，左耳还塞着耳机。只见大块头用左手轻轻地拍了拍此人的右肩，那人顿时取下了耳机。大块头立即把嘴凑到他的耳边说：“大哥，对不起！我只有一元零钱不好投币，麻烦你能不能给我一元钱救救急？”这句话说得声音并不是那么小，连我都听得很清楚。听完这句话，那人从上衣内层口袋里掏出一枚一元的硬币举过头。大块头接过后说：“谢谢！”接下来大块头立即又转身挤向车前端去投币了。在这整个过程中，这位白领先生的视线始终没离开过他那iPad屏幕。而这大块头“高帅”先生有没有脸红呢？由于他是背朝着我的，我没看见。
我心想，这算是怎么回事？为了一元钱而如此？怪不得上车前他的那些怪异的言行举止是为了与人搭讪，苦于当时无人理睬他。在车上，如果这位白领先生没有零钱或不给他零钱呢？或者周围几个人都没有零钱呢？那他岂不要腆着个红脸，满车厢逐个请求帮忙救急？这样的事我还真做不出来！可这时我突然又想到金贸大厦门前的那枚硬币。对于同样是一枚一元的硬币，这“高帅”先生最不济也只能算是乞讨——而且是向一位白领先生乞讨。白领先生对一元钱是不屑一顾的！而我自己呢？如果那位老人知道是他自己掉下的一枚一元的硬币，要弯下腰去捡，见我那么肯定地大声断喝，他定会认定是我要强占他的。那我强占的对象是一个出卖苦力的老人，他对自己用汗水换来的每一元钱应该都是很珍惜的吧？！如果把这位“高帅”先生与我同时放在良心天平两侧相衡，在那老人的心目中，谁轻谁重岂不很清楚吗？想到这里，我心里不免又掀起一阵阵痛楚。
“东方广场到了，到东方广场的人请下车。”车厢里广播的叫喊声把我从痛苦的思绪中拽了回来。
后车厢门一开，公交车就把车厢内大部分人急促地吐了出来。我被吐出来后，又随着人流懵懵懂懂地进入了人山人海的招聘会场。
在这人头涌动而又嘈杂的招聘会现场，仍然被人流挤来挤去的我，面对眼花缭乱的众多招聘摊位，思绪怎么也集中不起来。最后，待我好不容易将十几份简历呈派完，已过十一点了。
于是我挤出那喧吵的人群，急步穿过几道街口，来到一个比较僻静的胡同，想找一家小餐馆吃点东西。刚转进胡同口，就看见在十几米远的地方有十几人围在一起看什么东西。我也好奇地走近挤进去一看，只见一个老人头朝胡同口、脸侧向另一边躺倒在地。看样子老人是因摔倒昏迷在地的。我见此就心想，这么多人为什么只会围观而不援手救助呢？于是就挤了进去，一边弯下腰一边大声说：“快把他扶起来送医院哪！”
“不行啊，现在不能乱动，否则老人很危险的！只能等医生来。”一个沙哑的声音大声说，“我们已打了120和110报警电话。”
我抬头见是一位胖胖的中年妇女。
“哦，这样啊！”我听她这么说，就直起腰转身要挤出这人群。就在这一刹那，我心头突然一紧，又本能地掉过头。因为在我转身时，看见倒在脚下的这个老人的右耳下面有颗蚕豆大的黑痣。
是他？这么巧？为了得到印证，我急忙踮起脚尖，用高于面前人群头顶的眼光向胡同的那头去搜索。在距我们不到几米远处，果真有一辆黄包车，三轮着地停靠在墙边。果然是他！我就再次挤进去，弯下腰伸手又想把老人扶起来。
“小伙子，你不要乱动，否则对昏迷的人很危险！”这时又是那沙哑的声音制止我。接着她又问道：“你是他的亲属还是熟人？”
我本能地摇了摇头。
“那对你也有危险！”沙哑的声音继续着。
“我也有危险？”我转过头去指着自己的鼻子，不明白地问那中年妇女。
那中年妇女刚要回答我，就听见胡同口响起了救护车急促的汽笛声。接着车上下来几个医务人员奔了过来，围观的人们自动让道。那老人的脸被医务人员扶正过来，只见他满脸是血。一位男医生给他做了心脏听诊和瞳孔对光检查后，老人被抬上担架，接着被送上救护车。当那位男医生要关上后车厢门时，我突然看见老人的一只鞋还在原地，就急忙说：“等一下，这里还有他的一只鞋子。”我捡起那只鞋子送过去时，又下意识地对那男医生说：“我能上车与他一起走吗？”
“你是他的亲属还是熟人？”眼前的男医生对我问了一个与那中年妇女同样的问题。
我来不及多想，又本能地摇了摇头。
“那？哦......”那医生想了想，好像明白了点什么，就点了点头。
我一进车厢，就听见外面的人在叽叽喳喳地议论着，但都听不太清楚。唯有那高嗓门的沙哑音传进了我的耳朵：“这个年轻人肯定有神经病！”
在车厢里，我看见那老人一动不动，任由那护士给他擦洗脸上的污血。
“老人伤势很重？有生命危险吧？”我小声问护士。
“现在不知道，要到医院检查以后才有答案。”护士没回过头，一边继续操作她的清创工作，一边回答我。
救护车到了市东医院，老人被抬下来就直接送进了急诊抢救室。这一路我都紧跟着并注意观察着，直到抢救室门被关上那一刻，他都是一动未动。我想，难道这老人就这样永远地走了？这老天爷也太会捉弄人了！既然安排我第二次与他见面，却不给我向他道歉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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