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秋，西北军医大学。
陈望舒站在校门口，抬头看着那块写着“西北军医大学”六个大字的木牌。牌子旧了，漆面斑驳，但挂得端正。校园里种着白杨树，叶子正在变黄，风吹过来哗啦啦地响。
他穿着洗得发白的旧军装，左臂的“卫生员”布条已经摘了，换上学员肩章。身后背着一个军绿色行李袋，右手拎着那只半旧的棕色药箱。一个人站在门口，像一棵被风从边防连吹过来的草籽。
“新生？”门卫探出头来。
“是。”
“哪个系的？”
“军医系。”
“往前直走，第三栋楼，一楼报到。”门卫看了他一眼，“一个人来的？”
“嗯。”
“行，去吧。”
陈望舒走过长长的林荫道。路上稀稀拉拉有几个年轻人，有的父母陪着，有的和同伴说笑。他一个人走在人群里，脚步不快不慢，既不赶也不拖。
报到在一楼大教室进行。长条桌后面坐着几个穿军装的教员，桌上放着登记表和学员手册。陈望舒排了十分钟队，轮到他时把录取通知书递过去。教员接过来看了看，又看了看他：“陈望舒？”
“是。”
“边防团推荐上来的？”
“是。”
教员在登记表上写了几笔：“学员宿舍三号楼，205室。钥匙在值班室领。明天早上七点操场集合。”
“好。”
陈望舒正要走，教员叫住他：“等一下。你入学考试是笔试满分？”
陈望舒回头：“是。”
教员的目光探究地落在他脸上：“我看过你的卷子。最后一题——‘野战条件下多发伤的处理原则’——你的答案和标准答案不一样。批卷教官说你答得比标准答案更好。”教员顿了顿，“你是哪学的？”
“边防连。”陈望舒说完转身走了。
三号楼是一栋灰色四层楼房，窗框刷着绿漆。205室在二楼走廊尽头，推开门的瞬间灰尘扑面。房间不大，四张上下铺，住八个人。靠门的下铺已经被人占了，铺着蓝白格子床单，被子叠得方方正正。
靠窗的上铺空着。陈望舒把行李袋放上去，开始铺床。刚铺好，门口传来脚步声，一个圆脸年轻人走进来，拎着两个大行李袋累得直喘气：“哥们儿，你也是205的？”
“嗯。”
“太好了！”那人把行李往床上一扔，一屁股坐下，“我叫李大勇，从河西来的！你呢？”
“陈望舒。”
“你哪个部队上来的？”
“边防连。”
“边防连？”李大勇的手停了一下，“那边条件挺苦的吧？”
“还行。”
“你以前是卫生员？”
“嗯。”
“那你也算是‘半路出家’。”李大勇凑过来压低声音，“我听说咱们班有个从边防团上来的笔试满分，该不会就是你吧？”
陈望舒没有回答。
“还真是你？”李大勇瞪大了眼睛，“你怎么办到的？我才考了七十分……”
“多看书。”
“看什么书？”
“《解剖学》《诊断学》《内科手册》。”
李大勇张了张嘴：“那不是教材吗……”
“教材就是书。该看的时候看，不该看的时候也看。”
当天晚上八个人到齐了。口音五花八门，有人是医院调来的，有人是师部推荐的。大家围坐着互相递烟扯家常。只有陈望舒靠在窗边的墙上看书，偶尔有人问他话就简短回答几句。
熄灯号吹响，宿舍安静下来。黑暗中有人小声问：“军医大学和咱们以前待的部队有啥不一样？”另一个声音接话：“不一样大了，至少不用半夜站岗。”
陈望舒没有接话。他躺在靠窗的上铺上，透过窗户看到月光落在白杨树的叶子上。三个月前他在边防连给班长扎针退烧，现在他躺在一间八人宿舍的上铺上。一切都比预想中来得快。
他闭上眼。枕边那本《针灸甲乙经》的封面在月光下映出“针灸”两个字泛黄的光。
作者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