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高班长按时出操了。脸色还有些发白，但烧已退，精神恢复了七八成。七班的兵看陈望舒的眼神和昨天不一样了——带着一种既敬畏又好奇的复杂情绪。
早饭时间，连队食堂里，一百多号人端着搪瓷碗排队打饭。稀粥、窝头、腌菜，稀粥里飘着几粒米。
陈望舒端着碗找了角落坐下，刚咬了一口窝头，旁边就多了一个人。
“听说你把高粱杆扎好了？”那人穿着旧得发白的军装，帽子歪戴，露出一撮乱蓬蓬的头发。二十七八岁，嘴角叼着一根没点着的草茎。“我姓周，叫周大栓，二排的，你叫我大栓就行。昨儿晚上我听说班长快烧糊涂了，你三针下去就凉快了？”
陈望舒没接话，只是看着他。
大栓被看得有些发毛：“嗨，别这么看着我。咱们连的周军医来了两年，除了开阿司匹林就是碘伏，连个扭伤都整不利索。你这刚来一天就出名了。”
“出名没什么用。”
“那你图啥？”
“治好人就行。”
大栓愣了一下，咧嘴笑了：“行，是个实在人。”他拍了拍陈望舒的肩膀，“往后有啥事找我，二排的兄弟都听我的。”
“正好有一件事。”
“你说！”
“二排那个叫赵小河的兵，右脚踝扭伤，多久了？”
大栓的笑容僵了：“你咋知道的？那小子伤了半个多月了，周军医说他软组织损伤，多休息就行。可他就是走不利索。”
“让他吃完饭来找我。半个多月没好，不是软组织损伤那么简单。”陈望舒端着碗站起来，“是骨头。”
大栓愣了两秒，猛地把草茎拔出来追上去：“骨头？！你是说赵小河那小子是骨折？！”
“骨裂。再拖一个月，就得动刀了。”
当天上午训练间隙，赵小河一瘸一拐地找到了七班宿舍。瘦小的年轻人，圆脸，眼睛亮晶晶的，站在门口有些局促：“卫……卫生员，大栓哥说您找我？”
“进来。鞋脱了，裤腿卷起来。”
赵小河红着脸脱了鞋袜，把右腿裤管卷到膝盖。脚踝外侧明显肿着，比左脚粗了一圈，皮肤泛着淡淡的青色。陈望舒蹲下来，拇指轻按肿胀处周围的骨骼边缘，从外踝到跟骨再到距骨，指尖缓缓移动。按到外踝下方约一寸时，停顿了一下——那里有一个极其细微的凹陷。
“脚扭伤那天，听到什么声音没有？”
“好像……咔了一声，当时以为踩断了树枝。”
“骨头裂了。”陈望舒站起来去拿药箱，“外踝跟骨连接处有一道细裂缝，不严重但错过了最佳处理时间。固定一下，三周内不能跑跳。”
赵小河的脸一下白了：“三周？！那训练怎么办……”
“你是想歇三周，还是想瘸一辈子？”
赵小河沉默了。陈望舒不再多话，从药箱里取出几块竹板——这是他前一天晚上自己削的，用匕首刮平磨光。竹板四条，外围包裹棉布条，再用纱布缠紧固定。
“行了。三周，别拆。”
赵小河低头看着那几块捆得严严实实的竹板，眼睛忽然红了：“卫生员，谢谢你。俺家就俺一个儿子，俺爹身体不好，要是俺残了……”
“不会。”陈望舒打断他，“三周后还是一条好腿。”
赵小河走后，宿舍里安静了一会儿。高班长走了进来，叉着腰看了陈望舒好一会儿。
“你那个药箱里，到底有多少东西？”
“不多，够用。”
“明天我要去团部开会，你跟我一起去。”
陈望舒抬起头。
“团部的军医听说了你扎针的事，”高班长说，“想见见你。”
“好。”
下午的长跑是五公里。路面是碎石和黄土，太阳把地面晒得滚烫。全连一百多号人排成两列，口号声在空旷的戈壁上回荡。
陈望舒跑在七班的队列里。呼吸平稳，步伐均匀，一公里、两公里、三公里，速度始终如一，像一个装在队列里的钟摆。
跑到第四公里时，旁边一个老兵喘着粗气：“卫生员……你以前跑过？”
“跑过。”
“跑多远？”
“每天十公里。”上辈子，他在全军总医院每天早上跑十公里，跑了四十年。
老兵瞪了他一眼，没再问。
五公里跑完，连长站在队列前：“卫生员陈望舒，出列。”
陈望舒往前一步。
“你上午给二排赵小河做了固定？”
“是。”
“是什么判断？”
“骨裂，右踝跟骨外侧细小裂缝。如果继续负重训练，三周后会发展成完全性骨折。”
连长沉默了片刻：“周军医说他只是软组织损伤。”
陈望舒没有再说话。连长也没有追问，只是看了他一眼，然后挥挥手：“归队。”
晚上，陈望舒在药箱旁边坐着擦银针。宿舍里其他人已经睡了，呼噜声此起彼伏。月光从窗缝里漏进来，在地面上画了一笔细长的白线。
隔壁房间传来一声咳嗽，然后是周军医压低的声音：“老刘，你让我说什么好？那个新兵确实是个人才，但他那一套，我压根没见过。针灸……都是什么年代的老古董了？”
“我信结果。”连长的声音沉沉的，“高班长退烧了，赵小河也被固定了。你要是觉得他那一套不科学，那你也拿出个更科学的法子来。”
周军医沉默了一会儿：“……好，那就走着瞧。”
陈望舒把最后一根银针擦完，放回皮夹里，拉上了药箱的拉链。
“走着瞧也好。”他轻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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