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两个朋友，一个叫张振华，是八十年代生人。一个叫李为民，是七十年代生人。两位年轻人擅长舞文弄墨，与我有着相同的爱好。这也许是我们成为忘年交朋友的缘由。
二〇二五年的腊月二十日，离春节还有十多天。我的两个朋友张振华和李为民要回老家过春节。这天，他们俩到北京珑上原的家中来看望我。我请他们俩吃了顿晚饭。地点就在家附近的一家宁夏回民饭店。我点了这家饭店的清炖滩羊肉、宁夏凉皮和主食馕等，因为这是我的所爱。尤其是馕，吃不了打包回家还要吃上几天。
吃饭间，李为民免不了所谓的高谈阔论。他说：“现在的舆论环境越来越差，不知什么原因？”
我说：“这跟你有啥关系？舆论环境是你能左右的吗？你还是好好考虑一下你个人的谋生手段吧。”
李为民这几年的日子过得可不好。老婆不知什么原因跟别人跑了，他们俩唯一的女儿跟着他生活，可见生活之艰难和劳心。不过，他算是尽到了父亲的最大责任。不管在什么场合，一提到他的女儿，就立马眉飞色舞起来。
张振华很少说话，可能是有两个孩子拖累的原因吧。他准备近期回家过年，与父母团聚。因为家在农村，所以，他虽然在跟我们一起吃饭，心可能早已回到江西老家，不时想着应付老家一些家长里短的事情，这是生在城市、长在城市的人们永远体会不到的感受和生活状态。他有两个小孩，作为八零后，赶上了生育自由的年代，但生活的压力不算小。他原本在体制内工作，现在属于社会工作人群，做的是靠笔杆子吃饭的营生，还读完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博士研究生，是一位上进而富有理想的青年。
我们吃饭之间，交谈的话题又多又杂，主题似乎也不明确。他们两人各有各的心思，最近我和他们之间的共同语言也越来越少。我试着打断李为民的话，提议让他找一份与文字有关的工作先养家糊口，再谈什么理想和高论，他似乎听不进去，那我索性就此打住。
对于张振华来说，我一再惋惜他不应该从体制内出来。但事已至此，我也不好再说什么。不过，他后来说了一句话，让我马上领会到了他的意思：“以后可能去大学教书。”我心里的一块石头好像是落了地。
我们四个人吃饭的时间很快过去了两个小时，我一看表晚上十点多了。我对老伴讲：“快去埋单吧！”
老伴回答：“已结完账了！”
两位年轻人与我共进晚餐，谁也不提埋单的事，这已是多年来的老生常谈，我早已习惯了。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在北京工作生活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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