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前兆来的时候，我正蹲在阳台抽烟，其实我不会抽烟，可我想试试，让肺里有点东西，省得整个人轻飘飘的。我点了一根，吸了一口，呛得眼泪都出来。烟灰掉在裤子上，我拍了一下，没拍干净。就在这时候，左手小臂烫了起来。
我撸起袖子。金色的纹路像一条条细小的蛇，在皮肤下面慢慢亮起来。我盯着它，烟夹在指间，半天没动。火星慢慢烧到滤嘴，烫着了手，我才猛地甩掉。烟头掉在地上，滚了两下，灭了。
我骂了一句脏话。很大声。吓了自己一跳。
已经第三次了。我原以为自己会习惯。可没有。每一次都像被人从后面推了一巴掌，整个人往前一栽，什么都抓不住。第一次是害怕，第二次是闷，这一次，是烦。
我回了屋，把阳台门关上。电视开着，正在放一档很吵的综艺节目。我坐在沙发上，没换台，也没看。脑子里乱糟糟的。我知道很快又要走了。去哪？不知道。什么时候？不知道。能回来吗？也不知道。
那几天我特别暴躁。看什么都不顺眼。地铁里有人踩了我一脚，我差点跟人吵起来。菜市场的大妈多收了我一块钱，我当街站着不走，非要她说清楚。现在想起来，那会儿我大概已经不是在生气了，是在找地方撒火。
因为我怕。
可该来的，还是来了。
那天中午，我正坐在电脑前，对着一堆数据发呆。突然眼前发白，我手里的笔掉在地上，人往下出溜，后脑勺撞到了椅背。我想抓住桌角，手却软得没力气。眼前越来越亮，亮到发黑，亮到什么都看不见。耳朵里嗡的一声。
再醒过来，我趴在一条石阶上。
有水声从下面传上来。那声音不大，闷闷的，像很多人在很远的地方说话。我趴着，脸颊贴着石头。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有力气撑起身子。头还很晕，我慢慢坐起来，背靠着一截矮墙。
空气中我闻到烧焦的木炭味、烤裂的石灰味、烧烂的羊毛味，还有一种甜丝丝的、像肉烤久了发出来的焦糖味。这些味道搅在一起，变成一种很浓、很苦的东西，贴着嗓子眼往里钻。我干呕了两下，什么都没吐出来，只吐出一点酸水。
我抬起头，看见对岸。那边的房子大多是好的，白的黄的，在太阳底下发亮。可我这边的河岸，却是一大片黑乎乎的废墟从河边一直延伸到城里面，断墙歪着，木梁塌着，灰烬里还在冒烟。烟很淡，东一缕西一缕。
我慢慢站起来，腿还是软。我低头看自己。这次的装束是一件灰褐色的罗马短袍，短袖，腰带系得松。脚上是双旧皮凉鞋，带子硬得磨脚。腰间的布袋里有几枚铜币，还有一块薄木板。我摸出来，上面用拉丁文刻着：
“你叫阿斯克勒庇俄多鲁斯，从以弗所来的希腊人。你在罗马行医。大火后留在城里帮忙。”
医生。我念了念这几个字。行，医生就医生吧。
我在河边待了一会儿，等心跳稳下来。河水很浑，上面漂着黑灰和烂木头，偶尔还能看见死鱼翻着白肚子。有船从河上过，摇桨的人头也不抬，。我想，这些人大火的时候都见过什么，才会变成这副表情。
然后我往城里走。
罗马。
和雅典完全不同。雅典是白的，窄的，罗马是灰的，重的。街道更宽，房子更高，人也更多。可这些天，人多得不安。人们走路都快，眼睛乱扫，像在躲什么。小孩子也不怎么笑，都揪着大人的衣角。有些地方还能闻到很浓的焦味，不知道是火场没清干净，还是这城市本身烂掉了一部分。
我走了大半个下午，腿都快断了。太阳很毒，晒得我后颈发疼。我想找个地方喝口水。看到一个水井，边上围了几个人。我走过去，等他们打上水来，让一个小男孩先喝，然后我也凑上去喝了几口。水不干净，有点咸，但凉。我喝得急，水从嘴角淌下来，流到胸口。那瞬间我又觉得，自己又活过来了一点。
活过来。对。就是这种感觉。
每次刚到一个新地方，我都会有那么几分钟特别清醒。像一个人从噩梦里挣扎出来，发现天亮了，虽然不知道天亮后要干什么，但至少天亮了。可这种清醒持续不了多久。很快就会被周围的环境磨掉，变成另一种更浑浊的东西。
我沿着一条主路走，路边有士兵在巡逻。他们穿着短甲，手里拿长矛，脸上的汗像一层油。我低着头，尽量不和他们有眼神接触。在罗马，一个希腊人太显眼。我这种长相，这种口音，一不小心就会被当成贼或逃奴。我得小心。
我找了间塌了一半的小旅馆，讨了块硬面包和一碗稀粥。老板是个瘸腿老头，收了我两个铜币，嘟囔着“又一个外邦人”。我坐在角落里，就着凉水，把面包掰碎了泡粥里，一口一口地咽。那味道说不出来，有股霉味，但饿了，什么都好吃。
吃完后，我向老板打听火的事。
“火？”他抬起头，用一只眼睛看我。“你是刚来的？”
“从以弗所来。路上耽搁了。”
“那你运气好。早来十天，你睡的地方都烧没了。”
“火怎么起的？”
“谁知道。有人说是那些基督徒。他们怪得很，不拜神，不献祭，晚上聚在一个屋里喝血吃肉。这回好了，全罗马都知道了。”
他说“喝血吃肉”时，嘴角往下撇，像在说一件恶心又害怕的事。我没接话。我知道基督徒圣餐是什么。可我不能说。我一个希腊医生，不该知道这些。
“那现在城里怎么样？”我装作随口问。
“还能怎么样。今天抓一批，明天烧几个。皇帝开了园子，给没房子的人住。可谁想住？那园子晚上比坟地还阴。听说现在当兵的可疯了，抓人都不问，看着像的就拖走。”
“像什么？”
“像外邦人。”他看了我一眼，又补了一句，“特别是你这种，从东边来的。”
我放下碗，没再说话。
那天晚上，我没睡着，我在的那间小屋只有半边顶。另外半边塌了，能直接看见天。我躺在草堆上，枕着自己的胳膊，看天上星星。罗马的星星比雅典少，可能是城里灰大。可我看着它们，心里反而静不下来。老头的那些话在脑子里翻来覆去。基督徒。抓人。烧。这些字眼在脑子里滚了一夜。
我读过这段历史。塔西佗写过，尼禄把纵火的罪名安在基督徒头上，手段极其残忍。可书上那些冷冰冰的句子，和你在街头听见的“今天抓一批，明天烧几个”，完全是两回事。书上不会告诉你，井水是什么味道。也不会告诉你，一个瘸腿老头说“晚上比坟地还阴”的时候，脸上是什么表情。
我在罗马的第一夜，就是躺在一片废墟的边上，听着野狗嚎叫，等天亮。
第二天，我开始“行医”。
其实我能做的很少。没有药，没有干净纱布，也没有消炎的条件。我只能用最笨的办法：烧开水，撕布条，给人清理伤口。伤者大多是烧伤，也有砸伤、割伤，还有被踩踏的。我手头没有麻醉，只能让病人咬块木头。有人疼得叫，叫得整条巷子都能听见。我按着他，手也抖。可我不能停。停下来，人就完了。
我去了几个灾民点。设在公共浴场和神庙柱廊下面。人挤人，像牲畜一样堆着。那股味啊，真的，没法说。汗味、尿味、烂肉味，混在一起，能把人的眼泪都逼出来。我蹲在地上，一个接一个看。能救的，就多花点时间。救不回来的，就让他们躺得舒服点。有个老人，两条腿都烧烂了，黑乎乎的，流着黄水。他抓着我的手，眼睛已经看不清了，嘴里一直喊一个名字。我猜是他女儿。后来他声音越来越小，手也松了。我看着他断了气，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压了一下，不重，但一直坠着。
旁边的人说：“又死一个。”
那语气很淡，像在说“又下了场雨”。我站起来，腿麻得走不动。一个年轻女人递给我半块饼，说：“医生，吃吧。”我接过来，没说话。那饼很干，我嚼了很久，像在嚼一块树皮。
第三天，我听到消息，说皇帝下令严查基督徒。
传令的人在市场宣读。我挤在人群里听。他的声音又尖又高，他说，这场火是有人故意放的，是一些“仇恨人类的人”干的。他们不拜神，不尊皇帝，深夜集会，行不可告人之事。现在，凡知情不报者，与纵火同罪。
人群安静了几秒。然后突然就乱了。有人喊“对，就是他们”，有人开始互相看，像在找谁脸上写着“基督徒”三个字。我站在中间，手心全是汗。有一个男人的目光从我脸上扫过去，停了一下。我赶紧低下头，假装咳嗽。
从那天起，整个城市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拧紧了。
街上的笑声少了。邻居之间说话，声音压得像在搞密谋。陌生人见面，先看对方脖子上有没有挂什么小玩意。还有人开始互相告发。我听说有个卖布的把对门举报了，就因为对方欠他钱。士兵过去一搜，果然翻出一本破书。人当天就被拖走。卖布的站在门口，一边数钱一边抹泪。
我不知道该信谁。后来发现，城里已经没几个人信自己了。
也是从那时候起，我开始注意到一个年轻女人。
她不常出现。每次都在黄昏，天快黑不黑的时候，从巷子深处出来。穿着灰色的旧袍子，头发用一块深色的布包着，只露出半张脸。她走路很快，头低着，像在躲人。有时候她会在灾民点停下来，给一个发烧的孩子喂水，或者给一个老人翻身。她做这些时很安静，不说话，也不抬头。
有次她从我跟前经过，我看见她手腕上有一道疤。不深，像旧伤。我多看了一眼，她似乎察觉到了，手缩回袖子里，走得越发快，一晃就拐进了一条窄巷。我站在原地，没追。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基督徒。也许不是。也许只是一个和我一样，在灾难里给自己找点事做的人。可那晚我躺在床上，脑子里总闪过她的手腕，和那条瘦瘦的背影。
罗马的白天越来越长，越来越热。可真正让人难受的，是夜里的动静。
有时半夜，忽然响起敲门声，然后是靴子踩在石板上的声音，然后是哭声。有一回，我住的那条街上，一户人家半夜被抓了。我趴在窗口，看见几个士兵把一家四口拖出来。男人嘴里塞着布，女人光着脚，孩子哭得撕心裂肺。火把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墙上，像一群扭曲的鬼。周围邻居没一个人出声。大家都醒着，但都装死。
我也装死。
事后我躺在床上，浑身发抖。我知道，我就是那个装死的人。我和他们一样。甚至更可耻，因为我知道得多。我知道这场迫害是怎么回事，知道它有多荒谬，知道两千年后的人会怎么评价。可我什么也没做。我连从窗口跳下去，喊一声“抓错了”的勇气都没有。
我翻来覆去，直到天亮。太阳照进来，照着我那张灰扑扑的脸。我坐起来，对着墙发了很久的呆。
然后我想起苏格拉底。
想起他坐在牢里，脚上戴着镣铐，笑着说“人不是非得改变什么，有时候，只要能看见，就已经很好了”。
我当时觉得他是在安慰我。现在才懂，他是在提醒我：如果你没有勇气伸手，至少别撒谎说你看不见。
我决定做点什么。
就从那天起，我开始在夜里出来。带着我的破布条和一小罐煮过的水。我去那些关押人的地方附近转，看有没有被扔在外面的伤者。有时候有，是那些还没来得及拖进去的。我就蹲下来，在士兵眼皮底下给他们擦擦脸，喂几口水。这当然不算什么。就像往大海里吐唾沫。可心里能好受一点。就那么一点点。
又过了几天，我看见了克劳狄娅被抓。
如果那真是她的名字的话。
那天下午，我路过一处小广场。那里以前可能是个卖花的地方，现在空荡荡的，只有几个石墩和半截烧黑的树。人群围成一个圈。我挤进去，看见几个士兵押着一个年轻女人。她跪在地上，头发散着，脸上有血。一个士兵拿鞭子指着她，问她是不是基督徒。
她没说话。
鞭子就抽下去了。我站在人群第一排，手插在布袋里，指节攥得发白。我看着她。她的脸我认出来了。就是那个黄昏从巷子里出来的女人。那个给病人喂水的人。现在她跪在那儿，像一只被折断翅膀的鸟。
士兵又抽了一下。她身子缩了一下，嘴唇咬得发白，可还是没出声。
人群里有人在笑。有个小孩从大人腿后面伸出头来，看了一眼，又缩回去。
我站着没动。
如果我现在冲出去，我会死。或者，我会被抓，被当基督徒吊起来烧死。我告诉自己，这没用，这什么也改变不了。我还在心里给自己列了三条理由，每一条都合情合理。可就在这时，她抬起了头。
她的目光从人群上扫过去，最后停在我这里。
就一秒。也许不到一秒。
她的眼睛很黑，很亮，像在问：你呢？
我脸上顿时像被人抽了一巴掌，红起来了。
然后士兵把她从地上拖起来，带走了。人群慢慢散了。卖水果的重新开始吆喝。小孩蹲在石墩上拍手。太阳明晃晃的，把地上的血照成深褐色。
我站在原地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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