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事，大约始于一九八四年。
那年我虚岁五岁，周岁刚过四岁。记忆如同冬日玻璃窗上哈出的雾气，斑斑驳驳，东一块西一块，中间横亘大片大片的空白。可有些画面刻得分外清晰，清晰得不像亲身经历，仿佛有人拿刀子，在我的脑海里一刀一刀镌刻下来。
我最早认知的世界，是泥土的颜色。
墙是泥土夯成的。比我高，也厚实。手掌抚上去，粗粝的土粒扎得手心发疼。夏日土墙坚硬板实；落雨之后便泡得发软，地底翻涌上来浓重潮气，仿佛土层之下有什么东西大口大口喘息。我娘说，这房子是她嫁过来那一年盖下的。我问她，爹呢？她说，去城里做工了。我再问爷爷，她便缄默不语。
房顶铺满麦草，年深日久，已经沤成墨黑色。每到秋天，我爹从外头归家几日，架起梯子爬上屋顶，扒掉沤烂腐朽的旧麦草，铺上刚铡好的新鲜麦秸。金黄金黄的麦草，在太阳底下晃得人睁不开眼。那短短几日，便是我们家最体面的光景。
三间土坯房，东西两间住人，正中是灶房。生火做饭时满屋烟气，熏得房梁苇箔乌黑油亮。院子不大，西南角立着一盘石磨，从我记事起便再也没有转动过，石面上长满厚密青苔。东墙根生着一棵香椿，春日掰下嫩芽炒鸡蛋，便是那时我心中顶好的吃食。西墙根是茅房，半截土墙围合，另一半挂着玉米秸编织的帘子，大风一吹，哗啦哗啦响个不停。
这房屋是我爹娶我娘那年亲手盖起，土墙麦草顶。我娘说，当年家里穷，连根像样房梁都置办不起，只能用生产队分来的一棵半死榆树顶替。那榆树木料潮湿，未曾干透就架上房顶，久而久之慢慢变形，堂屋房顶便塌出一道腰形凹陷。逢上阴雨天，凹陷处便积满雨水，滴滴答答往下渗漏。我娘就在下方摆一口搪瓷盆接雨，叮咚、叮咚，如同古老乐器被轻轻叩响。
这，便是我降生的家。
我的记忆里，没有爷爷。
陪伴我的，只有太奶奶。
太奶奶住在堂屋西侧房间。脊背弯得厉害，行走要拄一根被手掌摩挲得油光发亮的木棍。脸庞如同风干的核桃皮，干瘦褶皱层层叠叠，但眼睛尚且清明。我趴在她膝头，她用粗糙的手指慢慢梳理我稀疏的头发，指节粗大，指尖微微颤抖。她嘴里总不停咀嚼，不是吃食，只是嘴巴反复翕动，好似万千话语在口中嚼碎，又尽数咽回肚里。
她极少与我说话。偶尔开口，也不过几句简单叮嘱：“别出去疯跑”“天黑之前记得回家”。嗓音干涩沙哑，恰似寒冬踩踏冻土的声响。
那时我尚不谙世事，以为世间家家户户，都有这样一位老太太。
我的奶奶，住在相隔不远的另一座院落。说是院子，矮土墙早已坍塌数处缺口，只能胡乱用玉米秸封堵。我每次过去，都从最大的豁口钻进去。地面散落鸡屎，我光着脚踩上去，还带着一丝温热。
她是父亲的母亲，可我父亲从来不会提起她。
我唤她“奶奶”，可这两个字从嘴里吐出来，总带着几分别扭。别家奶奶同儿子同住，做饭、照看孙辈，偶尔数落儿媳。唯独我的奶奶孤身度日，自己生火做饭，自己守着空荡荡的院子。偶尔老母鸡跑进屋子，便留它待上两日；鸡若是跑丢，她也从不寻找。
院中长着一棵枣树，结出来的全是细小酸枣，就算熟透，也没有几分甜味。每到秋天，她打下几颗，用衣襟兜住，放到我的手心。她的双手比太奶奶抖得更厉害，枣子常常顺着指缝滚落。我蹲下身捡拾，她便轻声劝：“别捡了，留给雀儿吃。”
年少的我始终不解，明明住得这般近，却仿佛隔着一层无形屏障，她进不来，我们也走不出去。
长大之后我才知晓，这些旧事，全村人都心知肚明。
一年盛夏，我和一众孩童在打麦场上疯跑嬉戏。跑累了，孩子们围坐闲谈村里的往事。一个年纪稍长的孩子指着我高声说道：“他家，他爷爷跑到台湾去了。”
我当即反驳：“你胡说。”
“谁胡说，我爹讲的！你爷爷被抓壮丁，跟着老蒋跑了，再也没有回来。”
我茫然发问：“什么叫壮丁？”
“就是抓去当兵打仗，打死也就算了。”
我不肯相信，一路奔回家询问我娘。彼时她正在灶台贴玉米饼，听完我的话，手猛地一顿。锅里蒸腾的热气扑面而来，呛得她连连咳嗽，却一言不发。
我又去找太奶奶。
太奶奶坐在门口石墩上，遥望远方。夕阳缓缓下坠，将她核桃皮一般的脸半明半暗。嘴巴不停咀嚼，许久，她才开口。
“不是跑了，是被抓走的。”
嗓音依旧干涩。说完，她拄起木棍缓缓起身，转身走入漆黑的屋内。
我立在原地，望着那扇黑洞洞的屋门，心口空空落落，仿佛有什么东西被生生掏走一块。
自那以后，我开始反复做关于爷爷的梦。
梦里，他是高大魁梧的男人，穿着我从未见过的灰黄色衣裳，背对着我站在村口大路。我想出声呼喊，却不知该如何唤这一声爷爷，我从未叫过。
他就那样静静伫立，纹丝不动，如同从土墙裂缝里长出来的野草，扎根此处，再也无法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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