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天中午，店里空调半死不活地转，吹出来的风比外面的热气好不了多少。我正蹲在门口扒拉一份猪脚饭，钱德利坐在里面那张转椅上，忽然拿起手机翻了翻通讯录，翻到一个备注叫"刘主任"的号码。
他看了两秒，拨了出去。
电话响了四五声才通。钱德利脸上瞬间换了副表情——不是对工人的那种热情，也不是对厂家的那种讨好，而是一种我从没见过的、带着点居高临下的客气。他把椅子转了半圈，背对着我，声音不高不低：
"刘主任，忙着呢？哎，我是老陈，钱德利，龙华那条街的，对，上次你们来拍那个'节后用工荒'的片，我给你们安排的工友受访嘛。记得，记得就好。"
电话那头说了什么。钱德利笑了两声，笑声干巴巴的。
"有件事想麻烦你。那个……今天我们店门口来了几个闹事的，你知道，这种事儿免不了。有个小记者，好像是你们那边新来的，举着手机拍了半天，还说要发网上去。我跟他说了，我们正规经营，合同齐全，可年轻人嘛，有正义感，不听劝。你看……能不能帮我打个招呼？"
他顿了一下，左手在桌面上无意识地敲。
"明白明白，我知道规矩。改天我让财务打一笔'宣传费'过去，你们拍个咱们帮扶困难务工人员的专题，五六分钟就行。不麻烦，街坊邻居的，互帮互助嘛。"
挂掉电话，他把手机往桌上一扔，回头看见我在看他，笑了一下："看什么，吃饭。"
我没动筷子。我说："老板，媒体也能打招呼？"
他端起搪瓷缸喝了口茶，咂了咂嘴，像是犹豫要不要跟我说。过了会儿他把椅子又转回来，两只脚翘在桌上。
"小董，你以为那些记者是干嘛的？做好事？曝光黑幕？"他嗤了一声，"新闻也是买卖。广告费知道吧？一个整版彩页多少钱，两万到五万不等。咱们这种小店做不起整版，但'专题报道'能做，'深度调查'也能做。一篇稿子，从拍到播，三千到八千，看排面大小。"
我说："那他们就不管真的假的？"
"管，怎么不管？"他说，"他们来之前会先问我，'陈老板，你们这边有没有困难职工的感人故事？有没有热心企业给工友送水的画面？'我说有，他就来拍。拍完播出去，片尾打一行'本栏目由XX劳务公司友情支持'，就算交差了。哪个观众会深究那行字什么意思？都以为是片尾鸣谢。"
他放下茶杯，站起来走到我旁边，拍了拍我肩膀。
"闹事的工人去找媒体，有用吗？十个里有八个，媒体电话接起来说'我们核实一下'，核实着核实着就没下文了。剩下两个真去采访的，采访前先打电话问我，'陈老板你这边有没有什么难处？我们想做个平衡报道。'什么叫平衡？就是你这边说一句，工人那边说一句，观众看完两边都信也两边都不信。最后这事儿就泥牛入海，谁还记得？"
他说完又补充了一句，声音压低了："还一种更绝的，叫'钓鱼维权'。有些自媒体，自己养几个维权群，群里工友把遭遇发上去，他们整理成稿子，然后来找我，说'陈老板，我们这边有篇稿子明天发，你看看怎么处理'。你猜什么意思？"他看着我，等我回答。
我说："要钱。"
他点点头："这叫'撤稿费'，行价一万五到两万。比广告贵，但值。因为一篇文章出去，你三个月白干。"
那天下午，门口果然没来记者。那个举手机的年轻人再没出现。倒是傍晚的时候，刘主任那边来了个电话，说"处理好了"，让钱德利放心。钱德利连说了三个"谢谢"，客气得像在给亲爹拜年。
第二天一早，店里来了个扛摄像机的。胖乎乎的，脖子上挂着媒体证，身后跟个拿话筒的小姑娘。小姑娘进门就笑："陈老板，我们来做'关爱来深建设者'的专题，上次你说有几个工友挺励志的。"
钱德利赶紧把我推出去："小董，带记者同志去后面那个工地，把咱们昨天送去的那两箱矿泉水拍上。"
我拎着两箱水走在前面，摄像扛着机器跟在后面。路过巷口的时候，我瞥见昨天那个四川女人的儿子蹲在墙根底下——就是那个我收了八十块的中学生的同乡。他没走，在等一个说法。他看见我，站起来想过来，看见我身后的镜头，又退了回去，像做了亏心事一样缩进阴影里。
我把水送到工地，工头配合地招呼几个工人过来拿，对着镜头笑："谢谢陈老板关心我们啊！"摄像稳稳地推了个近景，小姑娘在旁边念旁白："在龙华，有这样一家劳务公司，常年为务工人员提供免费饮水……"
我站在镜头外。太阳很大，那两箱水是我从门口小卖部赊的，钱德利说走"宣传费"报销。我算了一下，两箱水不到四十块，但那条片子播出去，厂家看了会觉得"这个中介跟媒体关系好"，工人看了会觉得"这家店上过电视靠谱"，真正值钱的是这两个印象。
回去的路上，小姑娘收好话筒，笑着对我说："你们老板人挺好的。"
我说："嗯，挺好。"
她不知道昨天有个记者来拍过维权，也不知道那个年轻人为什么蹲在墙根。
但我知道。我知道这整条街上的事，镜头里出现的和没出现的，我全都知道。
晚上收工，钱德利拿了两百块给我，说是"配合拍摄的辛苦费"。我把钱揣进兜里，经过巷口的时候那个蹲墙根的人已经不在了。我站在他蹲过的地方抽了根烟，想起刚来深圳那会儿，我也蹲在别人的店门口等过消息。
那时候有记者来拍，我以为是来帮我们的。
回到那间小屋，我翻开那本手册，翻到最后一页——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人在背面用圆珠笔写了一行小字，字迹很轻，像是怕被人发现：
"电视台来的时候，工友别靠近。"
我不知道是谁写的。可能是老王，可能是上一个坐这张椅子的人。
我掏出笔，把那行字下面画了一条线。
然后我坐在风扇底下想，镜头里的世界和镜头外的世界，中间隔着的，到底是不是那两箱四十块钱的水。
我没想明白。但那晚上我睡得比平时更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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