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庄不是地名。
临河县旧鱼鳞册上，西北庄田原本分属柳洼、石桥两个村，共七百八十六亩。三年前大水冲毁田契后，这片地被报成无人认领的荒地。
同一年，梁敬川出任府运司巡仓使。
第二年，府运司申请试种二百亩赈灾屯田。
如今二百亩变成了近八百亩，原来的村民却没有得到一分租粮。
“田是梁敬川家的？”曹主事问。
柳洼村老人指着界石背面的“梁庄”：“三年前来圈地的人都这么叫。庄头姓梁，每年收了稻子，先运去南平码头，再走府运司的粮船。”
只有口述还不够。
洪水毁掉了村民手中的田契，县衙鱼鳞册又把土地记成荒地。梁敬川只要拿出府运司的屯田批文，八百亩私田便仍披着官田的外衣。
周烈想先拿下白胖管事。
沈砚写出搜捕令：扣押屯田监工及十二名庄丁，搜查庄内田契、粮册和来往文书。
【此令施行，监工拒捕受伤。庄丁纵火焚毁账房，原始田契尽失。】
强行抓人，只会让最重要的证据先消失。
第二种办法，是暂时退回双河闸，向府台呈报屯田超额占水。
【此令施行，府衙派员丈量。七日后，八百亩庄田被重新登记为府运司代管荒田。】
等府衙派人来，假的也会变成真的。
沈砚把鱼鳞册翻到洪水前一年。
七百八十六亩田并不是一整块。册上画着四十三条狭长地界，每一块旁边都有原户主姓名、四至和应纳田赋。
“契书会烧，田埂烧不掉。”他说。
曹主事明白过来：“重新丈量。”
“不是替府运司丈量八百亩屯田，是替柳洼、石桥两村找回原来的四十三块地。”
两个村立即敲响铜锣。
起初到场的人并不多。三年前那场洪水以后，不少原田主已经逃荒去了外县，有些人甚至不知道自家的地仍在种粮。
柳洼里正派出六名年轻人，沿着当年的逃荒路线找人；石桥村则把旧田主姓名贴到闸旁粥棚。前来领粥的人只要认识其中一家，便能代为传信。
到第二天清晨，已经有十七户原田主赶回庄外。有人走了三十里夜路，有人拖家带口，只为了亲眼看看那块早被县册记成“荒地”的田。
凡能说出旧田四至的人，全部到庄外等候。四十三块地涉及二十九户，其中十七户仍有人活着，另外十二户也能找到邻田作证。
有人记得自家田东边有一棵歪脖柳，有人记得田埂下埋过祖父的界瓦，还有一家三兄弟为了分地，在田中央砌了一条半尺宽的碎石沟。
这些东西没有写在府运司的新册里，却仍留在泥土下面。
沈砚让临河县书吏按旧册指认位置，再由两村村民挖出旧界物。每确认一处，便插下写有原户主姓名的木牌，并由相邻两户共同按印。
庄丁起初还想拔掉木牌。
可地里很快聚了上千人。柳洼村守堤的人、石桥村挑水的人，甚至双河闸旁刚领过粥的民夫都赶了过来。
他们不是来抢稻子，只是站在自家旧田旁边。
白胖管事终于忍不住：“这些地已经被洪水冲成荒田，是府运司出钱重新开垦！”
“开垦花了多少钱？”沈砚问。
“这是府运司内账。”
“既然是赈灾屯田，就该有雇工册和工钱去向。你拿出来，两县当场核验。”
管事拿不出来。
庄田确实修过沟、筑过堤，但出工的正是柳洼和石桥的灾民。他们只在第一年领到过几斗糙粮，后来便被告知粮食折成了租金。
所谓府运司出资，不过是把本该发给灾民的赈粮，变成了替梁庄开田的工钱。
午后，第三十七块旧田边挖出一只陶罐。
罐中装着六张用油布裹住的田契。
一名老妇坐在田埂上，抱着陶罐哭了很久。大水来前，她丈夫怕家里房屋倒塌，把田契埋在地界旁。洪水后丈夫病死，她只记得埋过东西，却再也找不到原来的田埂。
六张田契上的四至，与旧鱼鳞册完全一致。
更重要的是，田契背面都有临河县前任县令的官印。府运司可以说村民记错，却不能说六张带官印的旧契同时伪造。
曹主事立即制作现场勘验册。
旧册、田契、界物、原户主和邻田证词，五项证据逐一对应。八百亩庄田中，已有五百二十亩能够确认原主。
剩下的田没有立刻分还。
沈砚阻止村民抢收稻谷，将成熟稻田统一封存。若此时各家自行收割，梁敬川反而可以指控两村聚众抢夺官田。
“田是谁的，要等县衙重新核定。”他说，“但从今日起，庄里的稻子一粒不得外运，侧渠用水也只能按二百亩批文计算。”
已经成熟的稻子不能一直留在田里。两县商定，由柳洼、石桥各出二十人收割，稻谷暂存临河县仓，村民、县衙和府运司三方各持一把仓锁。田权没有核定以前，任何一方都不能单独开仓。
村民得到的不是立即分田，而是先保住本应从这片田里长出来的粮。
白胖管事带着庄丁退回账房。
他们没有放火。
因为账房外已经坐着二十九户原田主，每人怀里都抱着一份刚誊抄的勘验记录。烧掉一间屋子，也烧不掉分散在两村的证据。
傍晚，双河总渠水位稳定下来。
曹主事却收到临河县衙急递。
府台越过两县，直接发来传票。
安平县署理户房经承沈砚、临河县工房主事曹清，以及两县此次分水全部原始册簿，限三日内送达府城受审。
传票最后一行写着审问缘由：
擅改府运水道，煽动灾民侵占官田。
负责承办此案的人，仍是梁敬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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