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台传票没有给沈砚留下拒绝的余地。
三日内不去，便是抗命。
带着原始册簿去了，审案的人却正是梁敬川。
许文山把传票压在桌上：“我替你去府城。你留在安平守粮、守水。”
“传票点的是我和曹主事。县尊去了，只会多扣一个人。”
沈砚写下第一种安排。
由许文山携两县分水册、屯田勘验册赴府城陈情，沈砚留守安平县。
【此令施行，许文山被停职候审。安平县由府衙暂派县丞署理，五乡分水令作废。】
他又写下自己独自赴府的安排。
【此令施行，沈砚、曹清抵达府城后被分开收押。原始册簿缺失三页，柳洼、石桥村证词被认定无据。】
去的人越少，梁敬川越容易把他们和证据一起关起来。
可带大批村民进府城，又会坐实“煽动灾民”的罪名。
“人不去，手印可以去。”沈砚说道。
两县连夜重做了一份《双河分水与屯田勘验总册》。总册不抄所有细节，只记录已经能够相互核对的事实：双河闸每日水位、侧渠实际分流、府运司批文允许比例、五百二十亩旧田四至，以及六张旧田契的编号。
每项记录后面，都留出见证栏。
柳洼、石桥两村原田主先按印；双河闸民夫、七村领粥人和安平五乡里正随后按印；最后连参与修渠、丈量和运粮的普通乡民也把名字留在册上。
两日之内，总册后面多了一千零三十七枚手印。
不是所有人都识字，也不是每个人都清楚梁敬川做过什么。
他们只证明自己亲眼见过的那一件事。
有人证明闸门开了几个时辰，有人证明侧渠引走大半河水，有人证明某块田原来属于自己的父亲。没有任何一枚手印单独定得了罪，一千多份互不依赖的见证却很难同时被说成伪造。
原始总册按传票要求带去府城。
副本则拆成四部分，分别留在安平县衙、临河县衙、县学和柳洼村祠堂。即使府城的原件缺页，四处副本也能重新拼回完整记录。
曹清看着厚厚一摞纸：“梁敬川若说这些手印都是你煽动来的呢？”
“那就让他逐个传人询问。”沈砚说道，“一千零三十七个人，他至少要先承认这件案子与一千零三十七个人有关，而不是两个小吏私改水道。”
出发前，许文山交给沈砚两样东西。
第一样是加盖县印的证物移交清单。所有册簿、田契和水位竹尺都写明数量与状态，到府城后必须逐项签收。
第二样是一封尚未封口的陈情书。
“若府台肯亲自见你，便把这封信交上去。”
“若见不到呢？”
“那便先活着回来。”
赵承礼没有来送行。他仍在为私借二十五石仓粮接受调查，只托衙役带来一句话：府运司前堂有三道门，走中门的是客，走西门的是犯人，走东门的是新入职的书办。
沈砚手里恰好有一张梁敬川亲笔填写的荐书。
柳氏替沈砚收拾行李时，只装了两件旧衣和三块烙得很硬的杂粮饼。
她已经知道这次不是去做一份普通的新差事，却没有追问案情，只把衣襟内侧重新缝了一层。
“重要的纸别全放在一个地方。”
沈宁则把一小截炭笔塞进包袱：“府城要是不肯给你纸笔，墙上也能写字。”
沈砚笑了笑，最终没有带那截炭笔。真正重要的内容已经分成副本留在四处，他不需要把全部证据绑在自己身上。
第三日清晨，两辆马车离开安平县。
沈砚与曹清同乘前车，后车只装证物。周烈带四名捕快护送到县界便停下，再往前便不是安平县的辖境。
“府城若扣人，我怎么接你？”周烈问。
“不要去府运司闹。”沈砚递给他三封封好的信，“三日后我没有消息，第一封送县学，第二封交给南平码头十家粮行，第三封贴到五乡分水木牌上。”
“里面写的什么？”
“梁敬川核验二百五十六石赈粮的签押、陆谦罪状摘要，还有我奉荐进入府运司的日期。”
周烈收下信，没有再说什么。
当天申时，马车抵达府城。
城门守卒验过传票以后，没有让他们去驿馆，而是直接带往府运司。
入门前，府役搜查了两人的衣袖、鞋底和发髻。曹清随身携带的分水摘要被收走，沈砚身上却只有荐书与安平县开具的赴任路引。
一千多枚手印都在证物车里，他没有私藏任何一页。梁敬川即使想指控他偷带案卷，也找不到现成借口。
三道门果然同时开着。
曹清的名字出现在拘问名册上，被两名府役带向西门。
装着原始册簿的马车也被赶往西院。
沈砚却在门前取出了梁敬川的荐书。
守门吏看见府运司关防和梁敬川签名，态度立刻变了。
“新任书办走东门登记。”
同一张传票上，他是等待受审的安平县小吏。
同一座衙门里，他又是巡仓使亲自举荐的新书办。
沈砚没有跟着曹清走西门。
他拿起荐书，踏进了东门。
登记房的老吏翻开名册，蘸足墨水问：“何时到任？”
“今日。”
“举荐人？”
“巡仓使梁敬川。”
老吏将一枚府运司书办腰牌推到他面前。
“拿好。梁大人交代过，你一到便去甲字账房。”
“那里已经给你准备好了第一件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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