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四岁那年，兄长病故了。
兄长长我六岁，自幼体弱，请了多少名医也不见好。父亲为他的病操碎了心，母亲更是日夜垂泪。我陪他在榻前读了三年书，看着他一日日消瘦下去，到最后，连一卷书也捧不动了。他还总爱拿从前的事来逗我，说小时候我淘气，爬上院里的老槐树掏鸟窝，下不来，是他架着梯子把我抱下来的。
兄长走的那日，是深秋。
他握着我的手，气若游丝，却还惦记着家里的事：“子房……父亲年迈，族里……族里的事，就托付给你了。”
我跪在榻前，握着他的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兄长的丧事办完，家里便空了半边。父亲一夜之间老了十岁，朝堂的事也渐渐疏了，整日枯坐在书房里，对着那卷旧地图出神。族中事务无人料理，渐渐地，便都落到了我身上。
起初，族里没人把我放在眼里。
我才十四岁，一个乳臭未干的少年，族中长辈们都是看着我长大的，谁肯听我一个毛头小子的话？我说的话，常常是长辈们听了，笑着摆摆手，便当我没说。可我心里清楚，这家里的担子，已经实实在在地压在我肩上了，由不得我不接。
这一日，族里开祠堂议事，议的是祭田的租子。往年这差事都是族中一位堂伯管着，今年他报上来的账目，比往年少了三成。几位长辈看着账册，都皱起了眉，却没人开口。
堂伯坐在上首，不慌不忙地捋着胡须，道：“今年天旱，佃户交不上租，这是没法子的事。”
我心里算了算，开口道：“堂伯，今年雨水虽少，可我前几日去田庄看过，庄稼长得并不差。且庄上历年存粮都有账簿可查，账上写着去年存粮三百石，今年却只报了二百——这差的，难道是让旱灾吃了？”
满堂一静。
堂伯脸色一变，道：“你一个娃娃，懂什么田庄上的事？”
“侄儿不懂田庄，但懂账目。”我道，“堂伯若信得过，容侄儿明日亲自去庄上查一查账，当着众位长辈的面，把数目理清楚。”
堂伯张了张嘴，脸色红了又白。几位长辈对视一眼，有人轻咳一声，道：“子房既然愿意查，便让他查一查也无妨。”
第二日，我带着两个账房先生，把庄上的田契、租簿、存粮账目翻了个底朝天。三日之后，我捧着厚厚一叠账册回到祠堂，当众念出数目，一笔一笔，对得清清楚楚。
堂伯贪墨的三成租子，再也瞒不住了。
他恼羞成怒，指着我道：“张子房，你一个小辈，竟敢当众打我长辈的脸！”
我不卑不亢地行了一礼，道：“堂伯息怒。侄儿不是打您的脸，是替咱们张家守祖业。祭田的租子，是供祖宗香火、养族中孤寡的，少了一石，便有孤寡吃不上饭。侄儿既受托掌家，便不敢徇私。”
这话说完，堂伯没再言语。几位长辈沉默片刻，终于有人说了一句：“子房说得在理。”
这一场风波过后，族里人都知道，这个十四岁的少年，不是个能糊弄的。
可麻烦远不止这一桩。
兄长在时，府里家事多由老仆打理。兄长一走，老仆病退，新换上来的几个管事，见我是个少年，便起了欺主的念头。采买的虚报菜价，管库的以次充好，就连厨房都敢拿陈米当新米。
母亲气得直抹泪，我却不动声色。
我花了一个月，把府里上上下下的差事、账目、人头，一样一样摸了个清楚。哪个人手脚干净，哪个人惯常偷懒，哪个人背地里捞油水，我心里都有了数。
然后，我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立规矩。我把府里的差事重新分派，每一处都有明确的分工，每一笔支出都要记账，月月对账，谁经手谁画押。
第二件，明赏罚。手脚干净的，我当众赏；手脚不干净的，我当众罚。该辞退的辞退，该举荐的举荐，绝不拖泥带水。
第三件，也是最重要的一件——我请出祖父当年定下的族规，把“忠信勤俭”四个字，重新刻在了祠堂的墙上。
母亲起初还担心我压不住场面，偷偷躲在廊下看。可几个月过去，府里上上下下，风气竟为之一新。采买的不敢虚报了，管库的不敢偷换了，仆役们行走做事，也都有了规矩。有一回，厨房的管事自查出错了一笔账，竟自己捧着账册来请罚，说“家规如此，不敢坏了规矩”。母亲听说，愣了半晌，叹道：“这孩子，竟真把家治住了。”
族中长辈看在眼里，渐渐都改了态度。那年冬至，祠堂祭祖，几位老辈人坐在一处，一位堂祖父看着我，叹道：“子房这孩子，不是池中物啊。”
旁边有人接口：“何止不是池中物，依我看，咱们张家这一代，怕是要靠他撑起来了。”
我听见了，面上不露，心里却半点欢喜也无。
立规矩、明赏罚、查账目、治家务——这些事，我做得得心应手，可越做，我心里越清楚一件事：这点本事，于国难，无济。
韩国还在一天天烂下去。朝堂上的党争，比族里的勾心斗角凶险百倍；秦国的兵车，比贪墨的堂伯可怕万倍。我治得了一个家，治得了这一座朝堂么？我守得住祖业，守得住韩国的社稷么？
我想起朝会那日，殿上那些争权争利的面孔，想起父亲案头那卷旧地图，想起那老者说的“知进退者鲜”。
夜里，我坐在书房里，对着灯出神。
账册理清了，家声复振了，族人都说张家出了个能干的子房。可我心里却像压着一块石头——这家，我治得再好，也不过是苟安一隅。国将亡，家何存？
我吹灭灯，在黑暗里坐了很久。
窗外，是阳翟城沉沉的夜色。远街偶有几声犬吠，更显得这夜又长又静。我知道，这座城里，像我这样的少年还有很多；可这座城里，能真正挽住韩国倾颓之势的人，我还没有看见。
兄长临终托付给我的，是这一家之事。
可我心里记挂着的，却是更远的东西。
那一夜，我睡得并不安稳。梦里，祠堂的烛火摇摇晃晃，账册堆得像山一样高，我埋首其中，翻了一卷又一卷，却总也翻不到头。忽然，那些账册都化成了军报、地图与烽烟，铺天盖地地压下来。我猛地惊醒，出了一身冷汗。
窗外天将破晓。我坐在榻上，望着那线微光，心里忽然清清楚楚地浮起一句话：
治家，是治国的第一步。
可第一步，终究只是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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