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12月20日，午后。
203高地的山顶在这个下午只属于一种颜色。并非雪的白——雪早已被炮火翻起的泥土埋在了下面，亦非天空的灰——硝烟把天染成了一种脏兮兮的铅灰色，而是红色——冻土被血浸透之后的那种暗红，从山顶的环形壕一直淌到半山腰，在零下十几度的严寒里凝成了一道道发黑的冰痕。
炮击在午后一点三十分停歇。不是渐停，是戛然而止——二百八十毫米重炮的轰鸣在同一秒钟全部收声，像是有人把一只巨钟的钟舌猛地抽走了。山上一时间静得有些失真，耳鸣的日军士兵们甚至能听到自己太阳穴里血管跳动的声音。然后，成千上万的刺刀在冬日的残阳下同时出鞘。
日军第七师团的残部——如果那还能叫一个师团的话——从山腰的冲击出发线跃出。他们的军装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颜色，脸上被硝烟和冻伤弄得又黑又红，有的人在绑腿上缠着从战死同乡身上撕下来的千人针布条，有的人嘴唇在无声地翕动，念的是佛经或者母亲的名字。乃木希典把最后的赌注全押在这一波冲锋上了。第一师团还能走的全部压上，第七师团仅剩的千余人全员上刺刀，后面跟着的是辎重兵、工兵、甚至司令部的文书和传令兵——所有能拿枪的人都被编进了这支决死队里。
他们踩着的不再是山坡上的泥土。他们踩着的是一层又一层的尸体。前三次总攻在这片山坡上留下了超过一万具日军遗体，从山腰到山顶的每一米战壕都曾被尸体填满过、又被炮火重新翻开、再被新的尸体填上。有的尸体保持着冲锋的姿势跪在地上，冻成了一座带刺刀的冰雕。有的尸体被弹片从腰部齐齐切断，上半身和下半身之间只连着一段冻成暗红色的肠子。日军士兵们不再低头看了，他们只是盯着山顶——那个被炮火削去了三米海拔的山顶，那个只要拿下来就能俯瞰整个旅顺港的山顶。
下午一点三十分，第一个日军步兵连冲上了山顶。他们踩着胸膛和背脊的混合物翻过最后一道环形壕，看见了一只还在冒烟的马克沁重机枪，枪架歪倒，水套被打穿了七八个弹孔，冷却水流了一地，在地上结成了一片薄冰。机枪后面的俄军射手仰面躺着，喉咙上插着一把断了柄的刺刀。他的手指还在抽搐，指甲缝里全是泥和血。更远处，俄军第七西伯利亚步兵师的军旗斜插在一堆坍塌的混凝土碎块上，旗面被弹片撕成了布条，在寒风里一下一下地飘。
堡垒内只剩下一个俄国兵。他坐在角落里，背靠着墙，怀里抱着一枚拔了保险销的手榴弹，手指扣在弹片压板上。他的眼睛睁着，瞳孔已经涣散了。他死了有一会儿了，手指还保持着那个姿势，没有松开。
“山顶——确保！”
这声嘶哑的呼喊从山顶传下去，沿着交通壕一路往山下传，传到了山下指挥所。指挥所里的人全都站了起来。有人摘下军帽捂住了脸，有人跪在地上嚎啕大哭。
日军士兵们开始清理山顶的残骸。他们拔掉俄军残留的几面连队旗，在堡垒废墟的最高处竖起一面太阳旗。那面旗帜在硝烟中展开的时候，山腰上正在往上爬的伤兵们全都看见了。不知道是谁起的头，嘶哑的“万岁”声零零散散地响起来，从山顶传到山腰，又从山腰传到山脚，但只喊了两声就自己熄灭了——所有人的嗓子都被硝烟和寒冷磨成了砂纸，发出的声音像是破风箱在漏气，听不出喜悦，只有透骨的疲惫。太累了，从十一月二十七日到现在，他们已经在这座山下死了太多太多的人，多到胜利这个词也失去了甜味。
山下的指挥所里，陆军大将、满洲军总参谋长儿玉源太郎站在观察口前，像一个影子。他已经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地看了整整四个小时的炮击。参谋官们在帐篷里各守着电话机听筒沉默，只有负责战况记录的作战参谋每隔片刻便机械地复述伤亡数字的沙沙笔声。重炮的声浪冲击波每次都把帐篷的帆布帘掀得猎猎作响，但他没有往后退过一步。他的脸在最猛烈的炮击中被飞来的砂石擦出了一道浅浅的血痕，已经凝固，他自己都没有察觉。
观测兵的报告从山顶传下来，一共传了四十分钟。这四十分钟里，陆军大将、第三军司令官乃木希典，站在儿玉身后两步远的位置，把自己的身体站成了一张弓——从脊椎到肩膀都在不自觉地往前倾，双手攥拳，垂在身侧微微发颤。没有人看他。但每个人都知道，如果这一次再败了，他乃木希典甚至不需要大本营的军法，他自己会给全军一个交代。
传令兵的脚步在指挥所外的冻土上踩出一个踉跄的急刹。门帘被掀起，一个满头是灰的少尉几乎是以跌倒的姿势撞进来，对着帐篷内所有人嘶声喊道——“这里是203高地山顶——旅顺港一览无遗！俄舰队全部在目！”
指挥所里安静了整整三秒。然后几个年轻参谋抱在一起哭了。儿玉源太郎没有回头，将军刀拄在地上，双手叠在刀柄顶端，把额头抵在手背上，肩膀缓慢地、沉重地起伏了几下。当他终于抬起头来时，脸上有两条反光，顺着颧骨两侧的纹路淌下来。没有人说话。他把眼泪擦干，转过身来，用极低的声音下了命令：“立刻架设重炮观测所，”然后是更低沉的下半句，“电话兵，接通各火力单位。从现在起，旅顺港内的每一艘俄国军舰，都要沉在这里。”
这个消息像电流一样传遍了整个第三军。山下营地里、坑道里、包扎所里，从裹着绷带的伤兵到正在修理枪机的军械员，全都停下手里的动作，朝着203高地方向看过去。有人在用发抖的手点烟，有人把额头贴在冷冰冰的枪身上发呆。没有欢呼，只有一种漫长而深沉的沉默——因为这四天的伤亡不是数字，是每一张他们都叫得出名字的脸。现在，这座山终于踩在了他们脚下，而代价是他们亲手把那些脸埋进了山腰的冰层里。胜利不像是有人欢呼，而像是一个人把肺里最后一丝气吐尽之后倒在地上，胸口还在起伏，但全身的力气都已经用光了。
然而，就在这面太阳旗的旗杆被插入碎石堆的那一瞬间——堡垒废墟西北角的地下，一个从未在任何俄军工事图上标注过的空间里，几个男人正在进行人生最后一次对话。
这个暗堡埋在堡垒地基以下四俄尺半的深处，入口藏在一条被炸塌了半边的交通壕末端，用一块与周围废墟毫无二致的混凝土预制板盖住。预制板上堆着被炮火烧焦的沙袋，沙袋之间还塞了几具俄军士兵的尸体，是事先摆好的，专门用来迷惑任何可能的搜检。暗堡内部是一个长约三俄丈、宽约两俄丈的长方形空间，墙壁和顶板都是双层钢筋混凝土浇铸，角落里堆着罐头、水桶和弹药箱。最里面的那面墙上，嵌着一扇厚厚的铁门，铁门上没有标号，没有铭牌，只有两个相距一米的钥匙孔。
此刻，暗堡里站着五个人。他们的军服表明着各自的身份——三名陆军，两名海军。军衔最高的是那位陆军上尉，但他的左臂已经用绷带吊在胸前，绷带上渗出的血渍从鲜红色变成了深褐色。海军上尉的右眼裹着纱布，左眼眼球上布满了血丝。他们的身后，靠墙坐着三个士兵——一个胳膊被弹片削掉了，用止血带扎着残端，已经昏迷；一个跪在角落里对着一个木制十字架划十字低声祈祷；还有一个静静坐在弹药箱上，怀里抱着一捆电线和一台手摇式留声机，把留声机抱得很紧，像抱着一个婴儿。
陆军上尉和海军上尉对视了一眼。没有人说话。该说的在之前漫长的等待中都早已说完了。他们是之前死于日军炮击的康德拉钦科本人从全旅顺最精锐的陆海军部队中挑选出来的，挑选的标准不公布，命令内容也不公布。他们被派到这里时只被告知了一句话：当这个时刻到来的时候，你们还有一件事要做。
头顶的爆炸声停了已经有二十分钟。他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俄军在防线上的抵抗已经停止，日本人此刻正在山顶上插他们的旗。时间不多了。
两位军官各自从军装内侧的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这两把钥匙从未离开过他们各自的贴身内袋——陆军上尉一把，海军上尉一把，彼此无法替代，任何一个人单独都无法激活这套系统。这是康德拉钦科在交付任务时的特意安排：陆海军同时授权，缺一不可。
陆军上尉走到铁门前，把自己那把钥匙插进了左边的锁孔。钥匙转动时发出了一声生涩的金属脆响。海军上尉把自己的钥匙插进了右边的锁孔。两道锁舌同时弹出，沉重的声音在封闭的空间里回荡了一下。
两人一起拉开铁门。门后面是一个只有半人高的小隔间，里面并排安装着两个铜制电闸，电闸的手柄上包着绝缘胶皮，胶皮老化了，摸上去有些黏手。连接电闸的电线是工兵部队提前铺设的，沿着地下管道和废弃的排水沟绕过了整个要塞区，通向散布在港口、市区、兵营和医院里的那些接收终端——那些从来没有人注意过的喇叭匣子。每一条线路都是独立铺设的，藏在烟道、排水渠和废弃电缆沟里，从工程完工那天起就没有被任何人发现过。康德拉钦科做这件事的时候，甚至没有把它写在任何一份书面记录里，连要塞工程处的图纸上都没有这条线路。
陆军上尉和海军上尉同时握住了两个电闸的手柄。他们对视了一眼，没有说话。然后，一起拉下。电流穿过了旅顺的地下。那些埋藏在废墟和冻土之下的铜芯导线，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被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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