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落地那一下，沈砚睡得正沉，机身一震，他整个人往前一耸，额头差点磕在前排椅背上。
他睁眼时，机舱里已经有人在开行李架。空姐拖着长音报地面温度，东京十五度，晴。舷窗外的天蓝得发假，像谁拿颜料硬刷上去的。他盯着那片蓝看了几秒，脑子里冒出师父那句老话——越是干净的地方，底下越藏东西。
手机屏幕还亮着。上飞机前他随手点开的一部抗战剧卡在一帧上，日本军官拔刀，刀光雪亮，画面定在那里没动。沈砚按灭屏幕，把手机塞进道袍袖子里。
出关的队伍挪得很慢。他夹在一群旅行团的大爷大妈中间，听他们算着免税店的东西比国内便宜几成。前头一个胖大叔回头，目光在他头顶那个小发髻上停了停，笑着搭话，问他是不是刚从哪个剧组下来。沈砚答了三个字，五台山。胖大叔哦了一声，说那地方避暑好。他没再解释，低头往前走，指尖隔着衣领摸到那块师父塞给他的古玉。玉是温的，像山上清晨挂在草叶上的那层露水。师父只让他贴身带着别摘，没说为什么，他也没问。
排了近一个小时才过海关。行李转盘上那只纸箱孤零零地转，箱角磕破一块，露出里头青布包着的法器——走之前母亲非要他托运，说你那堆木头棍子过安检准被人扣下。
母亲在出口等他。
隔老远就看见了，她举着块手写的牌子，毛笔字，一笔一划，像是怕他在人堆里认不出来。沈砚心里一热，步子快了半拍。母亲把牌子往腋下一夹，伸手就来接他肩上的包，嘴里念叨他瘦了，说山上是不是连顿饱饭都不给。沈砚说吃得饱，师父顿顿逼他吃两碗。母亲嫌两碗顶什么用，拉着他就往外走，絮叨你爸为这顿晚饭念叨了一晚上菜谱，又说他自己儿子还能挑嘴不成。
沈砚嗯着应，听她絮叨。他八岁上的山，十一年，跟父母见面统共没超过五回，每回都是匆匆几天。母亲每回见他第一句都是瘦了，哪怕他明明长了肉。
航站楼里人来人往。他跟着母亲走，目光越过攒动的人头，落在对面那排玻璃幕墙上。玻璃映着大厅的人影，他看见自己——青布道袍外头套着母亲寄来的羽绒服，头发扎成一个小髻，站在这片发亮的玻璃和往来的西装之间，确实格格不入。
就是那一瞬间，他后颈的汗毛立了起来。
灵真瞳自己开了。右眼像被烟头烫了一下，视野里的颜色哗地褪下去，整个世界变成灰白的底，走动的旅客成了半透明的影子。而在玻璃的倒影里，在他自己的肩膀上，趴着个东西。
那东西没有脸。或者说，它的脸是一团流动的灰，像一摊没凝住的水泥。两只细长的手搭在他肩头，指甲漆黑，正一寸一寸往他脖子里按。
沈砚的脚步没停。
母亲还在旁边说他李叔上月还念叨，问那孩子能不能来店里搭把手。他右手的指尖已经探进袖口，那里别着一沓压得板正的黄纸符。他抽出一张，在袖筒里折了两折，指尖夹住。
玻璃幕墙在侧前方。倒影里那团灰东西已经爬到他后颈，那张水泥似的脸几乎贴上他的后脑勺。沈砚走过去，像是要照一照仪容，在幕墙前站定，抬手理了理领口，动作自然得很。那张折好的符纸，被他反手拍在了玻璃上。
很轻的一声。
朱砂纹路亮了一瞬，像被点着的引线，金光一闪，快得没人留意。倒影里那团灰东西猛地一缩，像被火烫到的虫子，从他肩头滚下来，在地上扭了两扭，化成一缕烟散了。沈砚把符纸揭下来，团成一团塞进兜里。
母亲回头问他怎么了。他说飞机上没睡好，眼睛有点花。母亲哦了一声，又催他快走。
走出十几步，一个穿深色制服的年轻人从后头跟上来，擦着他肩膀过去，又停住，回头。制服胸口绣着一枚阴阳鱼，底下压着小字——阴阳师事务所。二十来岁，头发染成浅棕，看沈砚的眼神带着点说不清的打量。他开口问，中国人？沈砚看着他没出声。年轻人笑了笑，嘴角那点弧度很轻，说刚才那一手倒是有模有样，就是不知道你们中国人也懂除灵。
沈砚看了他两秒，没接这茬，只把兜里那团烧剩的纸灰掏出来，指尖一弹，落进旁边的垃圾桶。他叫母亲走，两人出了航站楼。门外的风迎面扑来，带着海水的咸腥气。又走出十几步，沈砚忽然站住。
他回过头，隔着落地玻璃往大厅里看。人流如常，那个染浅棕头发的年轻人已经走远了。而在玻璃倒影里，在他刚才站过的地方，那缕灰烟散尽的位置，还站着另一个东西。
比刚才那个大得多。黑黢黢一团，轮廓模糊，像个人又不像。它的脸隐在暗处，只有个影子，但沈砚知道它在看自己。
它像是在笑。
沈砚的手指又摸上了袖口。母亲在前头叫他，问他看什么呢。他收回目光，说没什么，跟上去。风很大，头顶的天蓝得发白。那片立在后颈上的汗毛，一直到他坐进出租车，都没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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