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五号，吴师傅骑着自行车来了，车后架上绑着一个齿轮，齿轮用破布包着，油把布浸透了。
齿轮是脱粒机上的，齿顶圆一百五十毫米，四十八个齿，崩了两个，崩口有指甲盖那么大。
麦收就在眼前，各队的脱粒机都在场上摆着，坏一台就少一台，公社天天打电话催。
吴师傅说这台机器一天能脱八千斤麦子，停一天，一个队就得靠人拿连枷打。
“公社催得紧，麦收前得修好。”吴师傅把齿轮放在条案上，“地区大修厂说得半个月，等不起。”
周建业拿起来看，崩口在齿的中部，不是整个齿掉了，是齿面掉了一块。“能补。”他说，“补一块料，拿齿形刀铣出来。”
补的意思是先把崩掉的地方填上，再照着原来的齿形一刀一刀啃出来，啃到跟旁边的齿一样。
这活在大厂里叫“配齿”，有专用铣床，有分度头，一天能配三个。“铣？”吴师傅看了他一眼，“县里没有铣床。”
“没有铣床，就拿车床当铣床。”他说，“把齿轮夹在卡盘上，刀装在刀架上，一刀一刀地啃。”
吴师傅没说话，蹲下去看那台刚造好的土车床，看了半天，说这床子能行？“能行。”沈明远在旁边说，“慢是慢，可慢工出细活。”
齿轮的模数是三，齿数四十八，压力角二十度。这些数是周建业量出来的：拿卡尺量齿顶圆，量出直径一百五十毫米，拿公式一算，模数就是三。
他量了三遍，三遍都是同一个数，沈明远拿笔记一查，说这个齿轮是按苏联标准做的。
苏联标准的齿形跟国产的不完全一样，齿根圆大一点，齿顶窄一点。沈明远拿笔记对了一遍，说对，模数三，标准齿。
“崩了两个齿，得补两块料。”周建业说，“补的料要跟齿轮一样的材质，最好是从同一个齿轮上取。”
吴师傅说上哪儿找同一个齿轮，他说废品站有，去年收了一台报废的脱粒机，齿轮还在。
三个人去废品站翻，翻了半个钟头，翻出那个齿轮，齿数一样，模数一样，就是齿面磨得厉害。
周建业把齿轮抱起来，手掌贴在齿面上。铁是凉的，凉里透着一股热，眼前浮出一幅画面：一台脱粒机在麦场上转，滚筒里麦秸翻飞，一个社员拿木叉往里送。
一九七〇年，临江县农机厂，脱粒机出厂。又一幅画面：齿轮崩了，脱粒机停了，有人拿锤子敲，敲了两下没敲动，就把它扔在一边。
他松开手，手心是凉的。“磨得厉害不要紧。”周建业说，“取它没磨的那一面。”拿钢锯锯，锯了一个钟头，锯下两块料，每块有拇指大。
锯的时候要顺着齿根锯，锯偏了就废了，所以每锯两下，他就要拿尺子量一次。
两块料锯下来，他的胳膊酸得抬不起来，可料的口子齐，跟刀切的一样。
补料是拿錾子錾出槽，把料嵌进去，拿铜焊焊住。槽要比料小一丝，料拿锤子敲进去，敲进去以后拿錾子把边碾死，碾得严丝合缝。
铜焊的火是拿气焊枪烧的，气焊枪是农具厂借的，氧气瓶只剩半瓶，用一点少一点。
焊的时候没有焊条，用的是铜丝，铜丝是废品站挑的，一截一截地接起来。焊完拿锉刀修平，修到跟原来的齿面齐，齐了以后开始铣齿。
铣齿的刀是白钢刀磨的，磨成齿形，磨了三个钟头，磨到刀刃能刮汗毛。齿形刀最难磨的是两个侧面，侧面要跟齿面贴合，贴不严就啃出毛刺。
他拿一块薄铁皮剪了个样板，磨两下拿样板卡一下，卡到严丝合缝为止。“这刀磨得比我的好。”沈明远拿过去看了看，“就是角度差半度。”
“半度看不出来。”
“半度也是差。”他说，“差半度，齿面就啃不匀。”周建业把刀拿回去重磨，磨了半个钟头，磨到沈明远点头。
分度是最难的一步。分度就是把一个圆分成四十八份，每一份都要准，差一点，最后一个齿就跟第一个齿对不上。
大厂里用分度头，摇手柄，摇四十圈零几个孔，一圈都不会差。四十八个齿，一个圆周三百六十度，每个齿隔七点五度。
没有分度头，他就在卡盘的外圆上划线：拿划针盘先划一条基准线，再拿量角器量七点五度，划一条，再量，再划。
量角器是沈明远的，铜的，刻度磨得发亮，最小刻度一度。量到第十几个齿，量角器从卡盘上滑下来，摔在地上，摔掉了一个角。
沈明远把量角器捡起来，看了看，说没事，还能用，就是以后量的时候得拿手扶着。
一度一度地量，量到七点五度，误差就有半度，四十八个齿划下来，最后一条线跟第一条对不上。
“差了两度。”沈明远拿尺一量，“这么干不行。”周建业坐在门槛上，想了半天，说那就拿周长分。
他量出卡盘外圆的周长，拿四十八除，除出一个数，再拿圆规在纸上量出这个数，然后用这个长度在卡盘上一步一步地卡。
一步一步地卡，卡了四十八步，最后一步跟起点差了不到半毫米。圆规是拿竹筷子和铁丝做的，画出来的圆弧不太圆，可卡出来的步子是准的。
他在地上蹲了两个钟头，蹲得腿麻，站起来的时候眼前发黑。“这回行了。”沈明远说。
铣齿是五月八号开始的，一天铣四个齿，铣了十二天。铣的时候院子里的声音很怪，像有人在拿牙咬铁，咯吱咯吱的，一咬就是一天。
二柱子听了一天，说这声音听得他牙酸，周建业说听惯了就好。铣的时候，刀装在刀架上，齿轮夹在卡盘上，手摇大拖板，一点一点地进。
一刀只啃两道深，啃完退刀，卡盘转一个齿位，再啃。铁屑是碎的，像锯末，落在床面上，拿刷子扫。
铣到第三天，刀崩了，崩在齿根上，刀尖掉了一小块。崩下来的那块刀尖找不到了，他趴在地上找了半个钟头，最后在床身底下摸出来。
刀尖只有米粒大，拿在手里，他看了半天，说这块料比刀还硬。周建业拿油石把刀尖磨回来，磨完接着铣，铣了两个齿，又崩了。
“料太硬。”沈明远说，“得退火。”退火拿地炉烧，烧到六百度，保温两个钟头，随炉冷，冷完再铣，刀不崩了。
退火的时候得拿泥把齿轮糊住，糊得跟个泥球一样，怕它氧化起皮。退了火以后，齿轮的颜色从灰变成黑，拿锉刀一锉，下肉快了，可齿面也软了。
铣到第十二天，四十八个齿全出来了，拿齿形样板一卡，齿面跟样板之间能塞进一张纸。
样板是他拿薄铁皮做的，照着那个报废齿轮描的，描了三个，挑了最准的一个。
卡的时候要拿手电从背面照，光从缝里漏出来，漏得多就是间隙大。“两丝。”沈明远拿塞尺量，“正好两丝。”
淬火是五月二十号，齿轮吊进地炉，烧到八百度，拿出来往油里一浸。浸的时候要转，不转就软硬不匀，周建业拿钩子钩着，在油里转了三十几下。
淬完拿回火，回火两百度，保温一个钟头，拿出来凉透。凉透以后拿锉刀试，锉刀在齿面上打滑，锉不动，沈明远说硬度够了。
他说硬度够了就行，太硬了反而脆，齿轮要的是韧，不是硬。周建业问怎么知道够不够，他说拿锉刀试，试完拿眼睛看，看锉刀上有没有留下白印。
装配是五月二十二，吴师傅赶着马车来拉。齿轮装上脱粒机，合闸，机器转起来，齿轮咬合的声音很匀，没有那种“咔哒咔哒”的响。
脱粒机试了一个钟头，滚筒转得稳，皮带不跳，轴承不热。场上的麦子堆得像小山，脱粒机一响，半个镇子都听得见，孩子们在麦秸堆上打滚，滚得满头是草。
试机的时候，麦场上围了一圈人，有队长，有社员，还有几个孩子。机器一转，麦秸从出料口喷出来，喷得老远，孩子们追着跑，被大人撵到一边。
吴师傅围着机器转了三圈，蹲下去听，站起来说了一句：“这活，比地区大修厂干得好。”
齿轮装上去的时候，他拿手转了转，齿跟齿咬得很顺，没有卡的地方。周建业没说话，把工具收进工具箱，一件一件地擦。
吴师傅从兜里掏出一个布包，打开，里头是三张十块的。吴师傅递过来一根烟，他接了，夹在耳朵上，没点，烟在耳朵上别了一下午。
“三十块，公社批的。”他说，“另外还有三个活，秋后给你。”周建业把钱接过来，数了一遍，又数了一遍。
那天晚上，他把三十块分成三份。老马听说了，拄着拐来站里，围着那台土床子转了两圈，什么也没说，走的时候把手在床身上按了一下，按得很轻。
十块还沈明远，十块买料，十块留着给妹妹交学费。三十块里，十块给沈明远，十块买料，剩下十块他用手绢包好，塞进箱子底下，那是妹妹的学费。
分完他把钱压在枕头底下，翻开作业本，第六行上写着：她结婚那天，我在德国，没去。
沈明远说等秋后闲了，他请周建业去镇上吃一碗面，加两个荷包蛋。他看着那一行，想起下午在废品站摸那个齿轮的时候，脑子里有过一张照片。
母亲问他这钱哪来的，他说修机器挣的，母亲说别累着，他说不累。照片上她穿着白衣服，旁边站着一个他不认识的男人。
现在那张照片没了，只剩一个白影子。他把灯捻小，躺下去，窗外的月亮照在窗纸上，白得像一层霜，他睁着眼，到后半夜才睡着。
他拿起铅笔，划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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