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中旬，天热起来了，院子里的那棵枣树开了花，花很小，黄绿色，落了一地。
母亲是半夜里犯的病，先是咳，咳得停不下来，后来喘，喘得像拉风箱，一口接一口地倒气。
那天夜里没有风，屋里闷得像蒸笼，煤油灯的火苗直直地立着，一动不动，灶台上的碗还没收，碗里剩着半碗糊糊。
周建业摸黑找火柴，手抖得划了三根才划着，火柴一亮，屋里亮了一下又黑了，什么都看不清，连母亲的脸都看不见。
妹妹也醒了，披着衣服站在里屋门口，不敢过来，也不敢哭。周建业从炕上爬起来，点了灯，看见母亲坐在灶房的门槛上，两只手撑着膝盖，肩膀一耸一耸的。
她的嘴唇是紫的，指甲盖也是紫的，额头上全是汗，汗珠子顺着下巴往下滴。
“娘，咋了？”母亲摆摆手，说不出话，指指胸口，又指指喉咙。父亲也起来了，扶着门框咳，咳完了说：“送卫生院。”
卫生院在镇子中间，两间平房，一个药房，一个诊室。
药房里摆着三个木架子，架子上摆着几十个玻璃瓶，瓶子上贴着白标签，标签上的字是手写的，有的瓶子空了一半，有的见了底。
诊室里只有一张床，床单洗得发白，床头挂着一幅人体经络图，图的边角卷了。
刘医生是县卫校毕业的，分到镇上三年，一个人管着全镇的防疫、门诊和接生，他的药箱上印着红十字，漆掉了一半。
夜里只有一个值班的医生，姓刘，三十来岁，披着衣服起来，拿听诊器听了半天。
“肺心病。”他说，“心衰了，得打链霉素，还得吸氧。”
“卫生院有吗？”
“氧有一瓶，链霉素没有。”刘医生说，“这药是控制药品，得县医院开，还得有批条。”
“什么批条？”
“县卫生局和工业局联合批的，专门给厂矿职工和家属用的。”他说，“你们家是城镇户口，能申请，可批条不好办。”
母亲靠在墙上，喘得厉害，刘医生给她打了一针氨茶碱，喘才慢慢平下去。
第二天一早，周建业去了县里。县医院在县城北街，三层楼，楼下的挂号窗口排着队，队伍一直排到门外。
他排了一个钟头，排到了，窗口里的女的说，链霉素要住院才能用，门诊不开。
排队的人里有一半是乡下赶来的，半夜就来了，蹲在墙根底下啃干粮，啃完了接着排，有个老太太抱着孩子，孩子烧得脸通红，一直在哭。
窗口里坐着的女的四十来岁，脸绷得很紧，说话的时候眼睛不离开桌上的本子，本子上记着名字，一行一行，字写得很小。
他问了三遍，女的才抬起头，说这是规定，她也没办法，说完低下头，在本子上画了一个勾。
“那住院。”
“住院要押金，三十块。”他掏出三十块，女的数了数，开了单子，说住院得等床位，现在没床。
“什么时候有？”
“不知道，等通知。”他问等多久，女的说不知道，等有床了会通知，通知送到公社，公社再送到大队。
他问能不能留个地址，女的说不用留，到时候自然有人通知。他站在窗口前，后头的人挤上来，把他挤到一边去了，他站在墙角，把单子攥在手里，攥得纸都软了。
从县医院出来，他去了卫生局。卫生局在县政府大院里，一间办公室，两张桌子，桌后头坐着一个人，正在看报纸。
县政府大院是旧社会的县衙改的，青砖墙，门口有两棵老槐树，树荫底下停着几辆自行车，墙根底下蹲着两个上访的，脚边放着一个布包。
看报纸的人把报纸翻了一面，翻完才抬头，问他什么事，问完又说这事不归他管，报纸是《人民日报》，头版上有一张照片。
他说那我该找谁，那人说后院工业局，找老孙，说完接着看报纸，他把报纸举高了一点，挡住了脸。
他把情况说了，那人放下报纸，说批条不归卫生局管，归工业局。“工业局在哪儿？”
“后院，东边第二排。”工业局在东边第二排，门口挂着一块牌子，牌子上的字是新刷的，漆还没干透。
屋里三张桌子，桌上的文件摞得比人还高，墙角放着一台手摇电话，电话线从窗户里拉出去，窗户上糊着报纸，报纸黄了，一半的玻璃碎了拿纸补着。
打电话的那个人声音很大，说着一批钢材的调拨，说了一半被人打断，又从头说。
写材料的那个头也不抬，钢笔尖在纸上沙沙地响，写完一张，翻过去接着写。
门开着，里头坐着三个人，一个在打电话，一个在写材料，一个在喝茶。他站在门口，等打电话的放下话筒，才开口。
那人听了一半，摆摆手，说这个事不归他管，让他找具体经办的老孙。“老孙在哪儿？”
“下厂了，明天回来。”
第二天他又去，老孙在，五十来岁，戴一副老花镜，桌上堆着一摞文件。他把情况又说了一遍，老孙听完，翻了翻文件，说这个批条有规定。
“什么规定？”
“得是厂矿职工直系亲属，还得有单位的困难证明。”老孙说，“你娘是家属，可你爹退休了，单位没了。”
老孙的桌上压着一块玻璃，玻璃底下压着一张全家福，照片上的人穿着中山装，笑得很拘谨，照片的角上有一道折痕，折痕里积了灰。
他的老花镜架在鼻梁上，看文件的时候要低下头，看人的时候要从镜框上头看。
他说这话的时候不看你，眼睛一直看着那份文件，好像文件上有答案。“我爹是县农机厂的，厂子还在。”
“农机厂归工业局管，可你爹退休了，档案转到街道了。”老孙把文件合上，“这事不好办。”
“怎么才能办？”
“得街道开证明，农机厂盖章，工业局审批。”他说，“三道手续，一道都不能少。”
他回镇上跑街道，街道的主任说证明可以开，但得先有农机厂的章。他跑去农机厂，厂办的人说厂里不管退休职工的医药，让他找卫生局。
农机厂的门房认识他爹，让他进去，还给他倒了一缸子水，水是温的，缸子有个豁口，门房说你爹当年在翻砂车间，一天能翻八十个砂型。
厂办的人说厂里去年就改了规矩，退休职工的医药费包干，一个月两块五，超了自理。
他问两块五能买什么，那人说能买二十片去痛片，说完自己也不说话了。他又跑回卫生局，卫生局的人说批条是工业局发的，他们只管医院。
一圈跑下来，他手里还是那张纸，纸上一个字也没多。
六月二十，他又去了工业局。这次他在门口站着，从上午站到下午，站到腿发麻，站到太阳从东边挪到西边。
上午还有人进出，下午就没人了，院子里静得能听见槐树上的知了叫，知了叫一阵停一阵，停的时候能听见自己的心跳。
他站的地方有一块水泥台阶，台阶被他站得发亮，中午的太阳晒得台阶烫脚。
食堂开饭的时候，飘出来一股白菜炖粉条的味，他的肚子叫了两声，他咽了口唾沫，把腰带紧了紧。
老孙出来过两回，第一回去厕所，第二回去食堂，看见他，点了点头，没说话。
下午五点半，下班了，人一个一个地出来，最后出来的是老孙。“你还没走？”
“我等您。”老孙看了他半天，说：“你这孩子，站一天了？”
“站一天了。”老孙叹了口气，说：“批条我给你问问，可你别抱太大希望，这药全县一个月就进二十盒。”
他说完回屋，拿出一个本子，把周建业的名字和单位记上，记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写完问了一句，你娘多大岁数了。
记完了他说你回去等，有信儿我让人捎给你，说完把本子合上，锁进抽屉。周建业说了三声谢谢，老孙摆摆手，说谢啥，我也是农村出来的，说完低头去看文件，不再看他。
他回镇上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走到卫生院门口，看见里头的灯还亮着，刘医生在给母亲听诊。
母亲靠在床头，喘得好了一点，看见他进来，问他吃饭了没有。他说吃了，其实没吃。
刘医生把他叫到门外，说：“药的事你得抓紧，拖一天，心衰就重一天。”
“我知道。”
“县里有个姓贾的，在卫生院管采购，他手上有路子。”刘医生说，“你可以问问他。”
他问什么路子，刘医生说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说完往屋里看了一眼，压低了声音，屋里的灯照着他的半边脸。
他说这人不好打交道，你得有点准备，别空着手去，说完看了周建业一眼。周建业问准备啥，刘医生没回答，转身进了屋。
“什么路子？”刘医生没往下说，拍了拍他的肩膀，回屋去了。
他站在卫生院门口，站了很久，门口的水泥地上有一摊水，是刚才有人泼的。
街上的灯一盏一盏地灭了，最后只剩卫生院门口这一盏，黄黄的一团，照着一小块地，灯底下有一只飞蛾，撞得灯罩啪啪响。
他摸了摸口袋，口袋里有一张纸，是那张没盖上一个章的申请表。
他把纸拿出来，对着灯看了看，纸上“困难证明”四个字被他的汗浸得发了皱，他把纸抚平，抚了两遍才收好。
他把纸折好，塞回口袋，往家走。路上有一个人骑着自行车过去，车铃响了两声，铃声在夜里传得很远，骑车的人哼着戏。
他走到家门口，看见屋里还亮着灯，母亲的影子映在窗纸上，一动不动的。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把脸上的土擦了擦，才推门进去。
走到半路，他站住了，回头看了一眼卫生院的方向。那盏灯还亮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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