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中旬，公社下来一个通知，说要清理“下放人员”的档案。通知是油印的，一张纸，盖着公社***的章，贴在供销社的墙上，纸的边角被风掀起来，拿糨糊粘着。
周建业去公社送报表，看见通知，站那儿看了两遍，把上头的字记住了，他识字是母亲教的，教了一个冬天，那个冬天他学会了三百个字。
“凡一九五七年以后下放人员，一律重新登记，档案由公社统一保管，原单位不得截留。”
他心里沉了一下，想起沈明远。
送完报表，他没有马上走。公社的院子不大，正面五间房，东西各三间厢房，院子中间有一个花坛，花坛里种着几棵向日葵，花坛的砖塌了一角，拿石头垫着。
向日葵的头都朝着太阳，花盘有脸盆大，花盘上的籽还是白的，没熟。公社的档案室在西厢房，门开着，里头堆着十几个麻袋，麻袋里是档案袋。
西厢房的墙上刷着一条标语，红漆写的，写着“提高警惕，保卫祖国”，漆掉了一半，墙根底下堆着几个破脸盆。
屋里的地是砖地，砖缝里长着草，草叶上落了灰，灰是白的，一脚踩下去，灰就飞起来。
管档案的是个女的，姓吴，二十来岁，正在拿鸡毛掸子掸灰。她梳两条短辫子，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袖口上套着两个蓝布套袖，套袖上沾着墨，一搭一搭的。
“同志，我找个人的档案。”他说。
“谁的？”
“沈明远，农具厂的。”吴同志翻了翻一个本子，说档案在，可不能随便看，得有公社的条子。
“我就是看看，不拿走。”
“不行。”她把本子合上，“档案是机密。”
他没有走，在院子里转了一圈。转到西厢房后头，看见后窗开着，窗台上落了一层灰，灰上有几个麻雀的爪印。
窗玻璃上糊着报纸，报纸上有一篇文章，标题是《把无产阶级进行到底》，标题的字很大，占了半版。
转到西厢房后头，看见后窗开着，窗台上落了一层灰。他站在窗外，往里看，看见麻袋上贴着标签，标签上写着名字和单位。
沈明远的名字在第三个麻袋上，标签是白纸黑字，字是手写的。
他等吴同志出去打水，伸手把那个档案袋抽了出来，抽出来的时候，麻袋倒了一下，他赶紧扶住，扶住的时候，手心全是汗。
档案袋是牛皮纸的，封口拿线缠着，缠了三道。牛皮纸的颜色发暗，边角磨毛了，上头盖着一个章，章是蓝的，写着“临江县农具厂”。
他解线的时候，线很脆，一拉就断了一股，他把断的那股接上，接得很小心。
他把线解开，抽出里头的纸，一共七张，七张纸，他一张一张地看，看得很慢，看到第四张的时候，手停了停。
第一张是登记表，姓名沈明远，性别男，出生年月一九三三年，籍贯上海。
表格是油印的，格子里的字是钢笔填的，填得很工整，一笔一画，像刻上去的，填表的人大概是沈明远自己。
第二张是下放通知书，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下放到临江县农具厂。第三张是鉴定，一九六二年写的，鉴定栏里有一行字：该同志思想落后，不宜重用。
那一行字的墨色发灰，跟别的字不一样，看得出是后来补上去的，补字的人下笔很重，纸都透了。
第四张是一份材料，标题是《关于沈明远右派问题的结论》。
结论很短：一九五七年，沈明远在厂里的一次座谈会上，发表攻击苏联专家的言论，定为右派，开除公职，下放劳动。
结论后头附着一份证言，证言只有两行字，签名的是三个人，签名处的墨迹已经洇开了，三个人的名字他只认得一个，是厂里的书记。
第五张是后来的复查意见，一九七〇年，意见栏里写着四个字：控制使用，意见栏的格子里还有半句话，被划掉了。
档案袋里还有一张纸，是剪报，剪的是一篇关于提高机床精度的文章，作者署名是沈明远，剪报的边上写着日期，一九六三年。
“控制使用”四个字是红笔写的，字很粗，压在一行黑字上头。黑字写的是：该同志技术专长突出，建议安排适当工作，但不宜接触要害部门。
他把那四个字看了很久，看到眼睛发酸，眨了两下，再看，还是那四个字，他把那两张纸放下，闭上眼睛，闭了很久。
窗外的知了在叫，叫得人心烦，他把纸按原样叠好，塞回档案袋，线重新缠了三道。
缠线的时候，他的手在抖，缠了两遍才缠上。
那天下午，他去了农具厂，路上买了两包烟，烟是飞马的，一包两毛五。
农具厂的院子里晒着一片玉米，玉米粒摊在席子上，一个老头拿木耙翻，翻得沙沙响，玉米是黄的，晒得发亮。
沈明远在院子里修一台喷雾器，看见他来，抬起头，说来得正好，帮我扶一下。
他扶着喷雾器，沈明远拿扳手拧螺丝，拧了半天，拧不动。“有事？”沈明远问。“公社在清档案。”
沈明远的手顿了顿，又接着拧。“清就清吧。”他说，“我这份档案，清也是那样，不清也是那样。”
“上面写着控制使用。”
“我知道。”沈明远把扳手放下，拿手背擦了一下额头，“一九七〇年就写上了。”
两个人坐在枣树底下，谁也没说话，枣树上有一只蝉，叫一阵停一阵。枣树的树干上有一道刀痕，是孩子们刻的，刻的是一个“早”字，刻得很深，字缝里积着黑泥。
枣树的叶子很密，太阳从叶子缝里漏下来，地上全是碎光。“我这一辈子，就坏在一句话上。”沈明远忽然说。
“哪句话？”
“我说苏联专家的图纸也不是全对。”他笑了笑，“其实那句话是对的，可对的话，不一定能说。”
他说那年他二十四岁，刚结婚，女儿刚满月，女儿满月那天，他买了一斤红糖，红糖拿油纸包着。
“定成右派以后，我老婆抱着孩子来厂里看我，看了十分钟，就走了。”他说，“走了就没再来。”
周建业问他后不后悔，问的时候他低着头。沈明远想了很久，说不后悔。“那句话是对的。”他说，“我要是不说，我这辈子都会觉得自己是个怂人。”
“可你丢了工作，丢了家。”
“丢了就丢了。”他说，“人这一辈子，总得留一样东西给自己。”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看着枣树，没看他，枣树的叶子在风里翻过来，露出底下的白。
临走的时候，沈明远把那本笔记拿出来，塞给他。“这个你拿着。”
“这是你十八年的东西。”
“我知道。”他说，“可我这十五年，说不定哪天就没了。”
“什么意思？”
“公社清档案，清完了就要动人。”他说，“我这样的，说不定哪天就调走了，调到哪儿不知道。”
周建业把笔记抱在怀里，笔记很沉，压得他胳膊发酸，他拿手在封面上摸了一下，布面磨得起了毛。
“你要是调走了，床子怎么办？”
“床子是你的。”沈明远说，“我就是个帮忙的。”
八月二号，公社来了通知，要沈明远到公社谈话，通知是吴同志送来的，送到农具厂，让厂长转交。
他去了，谈了一个下午，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回来的时候他没骑车，走回来的，走了四十分钟。
谈话是在公社的一间小屋里，屋里只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桌上放着一盏马灯，马灯的玻璃罩上熏了一层黑。
周建业在站里等他，看见他进来，问谈得咋样，他没开灯，借月光看的。“让我写材料。”沈明远说，“写一九五七年的事，写清楚，写明白了，可以考虑摘帽子。”
“那不是好事吗？”
“好事。”他说，“可写了十五年，写了不知道多少遍，每一遍都不对。”他坐在门槛上，从兜里摸出烟，点上，抽了一口。
“他们说，我写的材料里，没有一句是认错的。”他说，“我认什么错？我说的是真话。”
那天夜里，沈明远没有回农具厂。他在站里的条案上坐着，坐了一夜，天亮的时候，材料还是白纸一张，鸡叫了头遍，他才把笔放下。
白纸是公社发的，纸上印着格子，格子上头印着“材料纸”三个字，他摸了摸纸，纸很糙，划手。
周建业给他倒了一缸子水，他喝了，说这水甜，喝完了把缸子放在条案上，缸子底下压着一张纸。
“井水。”
“上海的井水是咸的。”他说，“我小时候住在弄堂里，井水打上来，得放明矾。”他说完就不说了，眼睛看着条案上的那张白纸，看了一会儿，把纸翻过来，背面是空的。
“写吧。”周建业说，“写了，能摘帽子。”沈明远看了他一眼，说：“你也觉得我该写？”
“我不知道。”周建业说，“我只知道，你要是不写，他们不会放你走。”沈明远把笔拿起来，蘸了墨水，在纸上写了一个字。
写的是“我”。那个字写得很大，占了一个格子，笔画压着格子的线，像一个人站在门槛上，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写完他把笔搁下，笔尖上还挂着一滴墨。
然后他把笔放下，说写不下去，说完把那张纸推到一边，纸滑到桌角，停住了。
八月五号，公社又来了通知，说沈明远的材料不用写了，让他等着。等什么，通知上没说。
沈明远把通知看了两遍，折好，放进兜里，兜里还有半包烟，烟盒瘪了，他把烟盒掏出来，捏了捏，又塞回去。
“等着吧。”他说，“等他们想起来。”他说这话的时候，正在修那台喷雾器，修完了拿手一压，喷头喷出一片白雾，白雾里有一股药味，呛鼻子。
白雾在太阳底下散开，散得很慢，散到最后，只剩一层薄薄的水气，水气飘到墙上，墙上湿了一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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