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二十，县里来了两个人。一个四十来岁，姓何，穿一件四个兜的干部服，上衣口袋里插着两支钢笔，他说话的时候习惯拿手按一下口袋，按完了才开口，像怕笔掉了。
一个二十来岁，姓李，背着一个帆布包，包上印着“临江县革命委员会”，包里装着一沓纸和一个印泥盒，印泥盒的盖子裂了一道缝。
他们是坐公社的拖拉机来的，拖拉机停在院门口，车斗里还坐着公社的民兵连长，连长腰里别着一把枪，枪套的扣子开着，里头没有子弹。
“谁是周建业？”何同志问。
“我。”
“跟我们走一趟。”
问话在公社的一间小屋里，就是沈明远写材料的那个屋，墙上挂着一幅世界地图，地图上的苏联拿红笔圈了一个圈。
桌上放着一盏马灯，马灯没点，白天用不着；还放着一摞纸，纸上写着字，纸的边上压着一块石头，怕风把纸吹跑。
何同志把纸推过来，说这是他写的举报信，你看看，信纸是供销社卖的那种，一毛三一本，格子是绿的，格线印得发虚。
周建业拿起来看，信不长，一页半，字写得歪歪扭扭，可每一笔都很用力，写信的人大概是左手写的，横画都是斜的，斜得厉害。
信上说：农具厂沈明远，长期私藏外文书籍，与境外通信，里通外国，证据确凿，这一行字底下拿铅笔划了一道线，划线的人手很重，纸都划破了。
信的最后写着：此人还拉拢腐蚀青年，教唆废品站临时工周建业为其绘制图纸，图谋不轨，这一句的墨色比别处深，像是一句话写了不止一遍。
“这信是谁写的？”
“这你不用管。”何同志说，“我们问你，沈明远有没有让你画过图纸？”
“画过。”
“什么图纸？”
“车床的图纸，蜂窝煤机的图纸。”他说，“都是我画的，他指导。”
“他指导什么？”
“材料、公差、热处理。”周建业说，“他是技术员，我是学徒。”何同志拿笔在纸上记，记完了抬头看他，他记的时候不抬头，抬起来的时候眼睛先看人，后看纸。
“你知道他有外文书籍吗？”
“知道。”
“你知道他跟境外通信吗？”
“知道，他妹妹在上海，每月一封信。”
何同志把笔放下，看着他，看了很久，屋里的光线从窗户斜进来，照在他半边脸上，另外半边在阴影里。
“你这个年轻人，倒是坦白。”他说，“可你知道不知道，这事可大可小？”
“知道。”
“知道还敢往一块儿凑？”
“他教我技术。”周建业说，“我娘病了，他借过我钱。”何同志笑了，笑得很难看，笑完了把记录纸收进公文包，包扣咔嗒一声，屋里就更静了。
“感情深啊。”他说，“行，你回去吧，这几天不要出门，随叫随到。”
他回站里的时候，沈明远已经被带走了，带走的时候，沈明远回头看了一眼院子，看了一眼那棵枣树，什么也没说。
农具厂的人说，上午来了一辆车，把沈明远的东西翻了一遍，翻出三本俄文书，一沓信，还有一卷图纸，书和信装进麻袋，图纸留在桌上，钢笔掉在地上，谁也没捡。
书和信都装进了一个麻袋，图纸留在桌上，摊开着。周建业去的时候，那张图纸还在，是那台车床的总图，纸角被翻得卷了。
他站在桌前，看了很久，图纸上画的是那台车床，主轴箱的剖面画得清清楚楚，连油孔的位置都标了，他把图纸卷起来，卷得很慢，卷成了一个筒。
沈明远的宿舍门开着，屋里被翻得乱七八糟，床板被掀起来了，床底下的箱子也拖出来了，箱子盖敞着，衣服散了一地。
被子掀在地上，箱子打开着，箱子里的衣服散了一地，衣服上落了一层灰，灰上有脚印，脚印是从门口一直踩到床前的。
墙上的书被抽走了一半，剩下的东倒西歪，有几本掉在地上，书页朝下，书页上全是铅笔写的批注，字很小，一行挨着一行，写到了页边。
他蹲下去，把书一本一本捡起来，捡到最后一本，看见地上有一样东西。是一支钢笔，黑色的，笔帽上有一道裂纹，笔夹是铜的，磨得发亮。
他把钢笔捡起来，笔杆上刻着两个字，刻得很浅，得对着光才看得见，刻的是“明远”。
铁是凉的，凉里透着一股热，那股热很薄，像一层贴在皮肤上的水，一擦就没了。
眼前浮出一幅画面：一间教室，窗户很大，窗外有梧桐树，一个年轻人坐在课桌前，手里握着这支笔，在纸上写字，他的背挺得很直，像一根绷紧的弦。
一九五三年，上海，交通大学，教室的黑板上写着公式，窗外的梧桐叶被风吹得翻过来，露出底下的白。
又一幅画面：年轻人穿着蓝工装，站在一台车床前，胸口别着一支笔，笔夹在灯下闪了一下，工装的领子洗得发白，袖口上沾着机油。
一九五六年，上海机床厂，他穿着白衬衫，袖口卷着，桌上的书摞得很高，旁边放着一只搪瓷缸。
最后一幅画面：一支笔放在一张纸上，纸上写着一行字：我认罪，纸是公文纸，上头印着红色的抬头。
字没写完，笔画断在“罪”字的最后一横上，纸的边上有一滴墨，墨已经干了，晕开一圈，像一只睁着的眼睛。
他松开手，手心是凉的，他把手在裤子上蹭了蹭，蹭了两下，裤子是粗布的，蹭得手心发毛。
那天夜里，他回到家，坐在炕沿上，坐了很久，煤油灯没点，屋里黑着，只有窗纸透进来一点月光。
母亲问他咋了，他说没事，累，母亲看了他一眼，没再问，转身去灶房给他热饭。
母亲给他端了一碗水，他喝了，水是温的，碗是豁口的，他喝的时候对着豁口，水从豁口漏出来一点。
他忽然想起一件事：他媳妇叫什么名字？他想了想，想不起来，脑子里有一个位置，位置是空的，像被人拿走了东西，只剩下一个印子。
他知道自己有过一个媳妇，知道她死了，知道她死的那年下了雪，雪下得很大，把院子里的煤堆都盖住了，白得晃眼。
可他想不起她叫什么，他试着想她的脸，脸是模糊的，像一张泡了水的照片，五官都洇开了。
他把作业本翻出来，翻到，本子的边角磨毛了，纸也黄了，一翻就掉渣。
第一行：我叫周建国，今年五十八岁，重工集团总工程师。（划掉）第二行：我女儿叫周小满。
第三行：小满今年三十岁。（划掉）第四行：她妈叫林慧，二〇一九年三月走的，肺癌。
他看着第四行，一个字一个字地念。林。慧。这两个字他认得，一笔一画，是他自己写的，可字认得，人不认得了，像认得一件衣服，不认得穿衣服的人。
可他念完了，脑子里还是一片空，像一口井，井底没有水。
他坐在炕沿上，手里捏着铅笔，捏了很久，铅笔杆上有一圈牙印，是他自己咬的，咬得很深。
母亲在灶房里洗碗，碗碰碗的声音一下一下的，妹妹在里屋写作业，铅笔尖在纸上沙沙地响，两个声音他都认得。
妹妹在里屋写作业，铅笔尖在纸上沙沙地响。他想，这两个声音他都认得，这两间屋子他都认得。
可那个名字，他不认得了。他把铅笔尖落在纸上，在第四行上划了一道，划完了，他把铅笔放下，手心里全是汗，汗把铅笔杆浸得发亮。
划完他看了一眼，那道灰线压在“林慧”两个字上，压得很轻，轻得像怕惊动了什么，又像怕把纸划破。
他把本子合上，塞到枕头底下，吹了灯，屋里黑下来，他睁着眼，听见自己的心跳，一下，又一下。
第二天，他去公社打听沈明远，公社的院子里晒着一片麦子，麦子还没打，摊在席子上。
何同志说，人已经送到县里了，问题不大，可也不小，得等审查结果。“什么结果？”
“说不准。”何同志说，“好的话，送回农具厂，继续控制使用；不好的话，送农场。”
“农场在哪儿？”
“北边，三百里，盐碱地。”
他从公社出来，往站里走，太阳很高，晒得后脖子发烫，路边的草叶上一点露水也没有。
走到半路，看见路边有一辆板车，车上放着一台旧车床的床身，拿绳子捆着。
拉车的是二柱子，二柱子看见他，停下车，说这是农具厂处理的废铁，他拉回来。
“那台床子呢？”
“哪台？”
“我们造的那台。”
“在站里。”二柱子说，“好好的，昨天我还转了两圈。”周建业站在路边，看着那台床身，看了很久，床身上有一道新锈，锈水顺着往下淌，把地上的土染成了黄褐色。
“拉回去吧。”他说，“还能用。”
那天下午，他一个人在站里，把那台土车床擦了一遍，擦完拿手摸了摸导轨，导轨上有一层薄薄的油，油是新的。
擦到主轴箱的时候，他停住了，拿手在箱体上按了一下。铁是凉的，凉里透着一股热。
他没让那股热浮上来，把手收了回来，收回来的时候，手指头有点抖，抖了半天才停。
他想起沈明远说过的一句话：铁是有脾气的，你得顺着它来。
他把抹布搭在床身上，走出院子，站在门口，门口的石阶上有一片落叶，他拿脚把它拨到一边，又拨回来，他把手插进兜里，摸到那支钢笔，钢笔是凉的。
门口那条土路一直通到镇上，路两边是杨树，杨树的叶子开始黄了，叶子落下来，落在土路上，被车轱辘碾成了碎末，风一吹就散了。
秋天要来了，天也短了，不到六点就擦黑了，风里有一股凉气，他把院门关上，插上门闩，门闩是枣木的，很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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