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岳技术部门保留了访问日志，来源账号属于邵文，登录地点却在临江一家二十四小时自助酒店。警方调取登记信息时，使用房间的是一名持外地证件的男子，凌晨已经退房。
这条线索交给调查人员后，木罗汉的开启没有因此提前。保护中心仍按原定程序做完虫害处理、漆层记录和三维扫描。
中心把原有安保分成内外两层。外层负责来访和车辆，内层只允许预先登记的技术人员刷卡进入。所有手机留在储物柜，现场影像由固定设备统一保存。匿名短信尚未出现，但远程登录已经证明有人在关注进度。
第三天上午，修复台四周架起固定摄像机。
张福生也被请到现场。他隔着玻璃看了很久，指出背板上方两处暗榫的位置。九十年代的手艺没有图纸，木匠本人比任何设备都清楚先拆哪一根撑不会伤到外壳。
修复人员先取下二〇一四年添加的外置压条。螺钉退出后，旧麻布完整露出。麻布边缘刷着深褐漆，左下角有一处方形凸起。
每取下一枚螺钉，记录员都单独装袋，标明孔位。外置压条属于道具时期的改动，不是可以随手丢弃的废料；它与维修单共同证明木壳在二〇一四年仍未被拆开。压条移除后，背板没有立刻开启，只暴露出足以进入内窥镜的原裂缝。
便携内窥镜从已有裂缝进入。
屏幕上先出现积灰和楠木撑，镜头继续向里，油布包的表面逐渐清楚。油布已经硬化，麻绳仍绕在颈部位置。靠近背板的一面贴着一张纸签。
纸签盖着窄长朱印。
归鹤。
印章下方写着“十一”。
镜头从另一侧绕过包裹，拍到麻绳结和油布折口。魏九龄拿出旧照片，修复人员在不接触实物的情况下逐点比对：结头朝向、纸签位置、左侧两道折痕全部一致。纸签上没有后来重贴的胶痕，说明编号至少在封入木胎时已经存在。
看到编号后，魏九龄闭上眼，手扶住观察窗边缘。二十八年前由他亲手放进去的东西，经历寺院、仓库、片场、餐厅和展馆，竟然没有被任何一次搬运摔出木壳。
沈砚没有触碰木雕。
现有证据已经足以确认，这就是《鹤录》记载的第十一件容器。此时发动能力只会增加风险，不会让开启方案更安全。
内窥镜还发现，背板内侧的“福”字旁多了一道新划痕。划痕切开旧漆，时间明显晚于一九九六年，形状像英文字母H。
顾岑认出，那是海岳内部盘点时使用的快速标记。邵文很可能已经把内窥镜伸进去看过，至少知道里面有归鹤纸签。
他没有上报，也没有打开。
内窥镜录像显示，新划痕附近有一小块被擦净的油布。若邵文只是从裂缝观察，很可能已经看见归鹤印和金属边缘，却在盘点记录里只写“配重”。顾岑查到他当年曾下载归鹤相关展览资料，所谓不认识印章的可能性进一步降低。
“为什么？”魏九龄问。
顾岑无法回答。
保护中心根据内窥结果调整方案。油布与木撑之间还有空隙，可以从背板原榫口整体取出包裹，不必切割木壳。开启时间定在次日上午，封存与取样人员全部到场。
张福生在结构图上补画了卸力顺序：先退上撑，再托住包裹底部，最后松开侧榫。若先动下撑，十一公斤重物会直接压向虫蛀最严重的底板。技术团队用等重沙袋做了一次模拟，确认托架高度后才批准方案。
顾岑也完成了海岳内部初查。邵文离职前复制过罗汉全部资料，却没有带走实物；韩启明办公室否认授权远程登录，并表示共享账号长期由三名助理使用。线索暂时指向多人共同接触的信息口，无法锁定发送短信的人。
沈砚把手机调成只接收白名单，仍保留陌生短信的转发通道。他知道对方既然能拍到保护中心外墙，目的不只是警告，很可能还想观察他们会不会慌乱改期。
当晚，沈砚收到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
号码使用网络转发服务，注册信息无效。照片原文件保留了拍摄焦段，却清除了定位数据；画面角度来自中心对面停工楼的三层。安保人员赶到时，楼里只剩一个尚有余温的咖啡杯和两枚鞋印。
短信只有一张照片。
照片拍的是保护中心外墙，时间显示十分钟前。文字写着：“第十一件属于把它送回来的人，不属于发现木壳的人。”
沈砚保存原图，没有回复，立即交给负责人员。
安保检查外围时，在停车场找到一辆套牌面包车。车内没人，只留下一只用过的长焦镜头盒。
盒盖内侧贴着云门古玩的旧标签。
镜头盒的序列号被磨去，标签却故意留着，像是威胁，也像有人急着把视线引向云门。沈砚提醒调查人员同时检查车辆来源和遗留物指纹，不能因为一个标签就认定高瑞派人监视。
花神杯案里消失的上游，已经追到第十一件门外。
套牌车的真实车架号很快有了结果。原车属于远澜国际艺术物流，两年前报废，报废经办材料上出现过邵文的签字复印件。车已不可能从正规渠道重新上路，说明有人长期保留着它，专门用于不愿留下身份的运输。
安保人员封闭停车场后，保护中心照常熄灭非工作区灯光。只有修复室的恒温设备继续运转。
玻璃后的木罗汉仍保持盘坐姿势，背板已经露出两道暗榫。油布包离开木腹，只差最后一道程序。
沈砚站在走廊尽头，看见对面停工楼有一扇窗反了一下光。
再看时，窗后已经全黑。
那里离修复室，正好是一支长焦镜头能够清楚看见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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