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曼的问题正好打在证据最薄的地方。
如果百珍展出的是真杯，那么秦守诚家里那只假杯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如果林曼提供的九十年代来源链成立，秦家旧照为什么会出现一模一样的缩釉、青料晕散和修复痕？
两套说法不可能同时为真。
罗世昌安排工作人员将梅纹杯移到铺有软垫的检测桌上，又打开两台摄像机。
“可以检查底足和修复处。”他说，“检查人先洗手，只能在桌面上操作。任何取样都要委托方书面同意。”
瓷器表面光滑，戴棉手套反而容易脱手。沈砚清洗双手，擦干后坐到桌前。工作人员没有把杯子交给他，只允许他用指腹稳定杯底，另一人负责转动角度。
皮肤碰上圈足。
这是沈砚当天第一次主动发动能力。可指腹刚触及釉面，太阳穴便像被钝器抵住。旧画给他的画面带着浆糊气味，假杯的画面只有窑火噪声，这只真杯却积压着太多互相争夺的痕迹。
他先看见窑工蘸青料画梅，紧接着是木箱、海水和陌生人的手。片段没有按年代排列，像一叠被风吹乱的照片。沈砚努力盯住最近、最清晰的那一层，才让林曼和灰色器物箱从杂乱影像中固定下来。
会展中心的白灯向后退去。
梅纹杯被裹在白色无酸纸里，躺进一只灰色器物箱。林曼站在桌边，腕表已经摘下，白色疤痕横在皮肤上。她对面的男人穿着印有百珍仓储标志的工装，正把一张入库标签贴到盒底。
“秦家出来的那只先别登记。”林曼说。
男人抬头：“罗总那边查库存怎么办？”
“三个月后按海外回流件重新进。照片、发票都有人补。秦家那套短期不会再开箱。”
男人拿起手机，对着杯底和口沿各拍一张。屏幕上方显示的日期，正是保险图录拍摄后的第二天。
画面本该在这里结束。
沈砚却听到一阵尖利的瓷器碰撞声。
场景被猛地扯向更远处。昏暗船舱里，木箱层层摞起，有人在箱盖上盖下归鹤印。另一只手抓起梅纹杯，又很快放回。杯子不是归鹤编号文物，却曾与那些木箱共同走过一段海路。
两个相隔数十年的片段挤在一起，耳边的潮声越来越重。
身体本能地想甩开杯子，可工作人员正在转动器物。沈砚只能压住手腕，避免突然动作碰倒瓷器。短短几秒比前面三次使用更耗力，直到工作人员发现他脸色不对，主动把杯子移开。
“沈先生？”
有人在叫他。
沈砚回过神，鼻血已经落到检测桌边缘。好在没有沾到瓷器，工作人员立即将梅纹杯移回软垫，程晚宁递来纸巾，罗世昌则当场中止检查。
“低血糖？”程晚宁问。
“昨晚没睡好。”
沈砚按住鼻翼，视野里的白点过了半分钟才散。他没有尝试第二次接触。刚才看到的对话足以锁定调查方向，却一句也不能写进报告。
他只能从物证入手。
休息期间，沈砚把看见的内容拆成三个“待验证方向”，没有记录来源：第一，杯子在秦家拍摄后的第二天进入过百珍仓储；第二，入库时没有走正式登记；第三，境外来源文件是在三个月后补齐。
每个方向都对应现实记录。仓储有门禁与服务器，未登记货物可能留下临时照片，境外公司则有公开注册信息。只要其中一条查实，幻象就不再是唯一支点。
冲线中的虫胶在紫外灯下呈现出与秦家修复记录一致的橙色荧光。金粉颗粒位置也能与八年前的修复照片重合。程晚宁以第三方修复师身份出具观察记录，但仍把结论限定为“高度疑似同一器物，建议进一步比对”。
林曼没有因鼻血放松警惕。
“修复痕能复制。”她说，“秦先生既然有旧照片，照着做一只并不难。”
“复制缩釉、针孔和青料晕散，需要在烧造前就拿到完整数据。”程晚宁说，“八年前没有这么高精度的公开照片。”
“那就问卖给秦先生的人。”
双方仍停在原点：秦家认为展品被调包，林曼认为秦家的杯子才是仿品。
沈砚看向一九九七年的发票。
发票抬头是“Haldane & Pike Art Services”，地址在伦敦。下方盖着蓝色椭圆章，附有一串公司注册号。
十分钟后，回复到了。
查询页面同时显示了历次更名。公司成立后一直使用现名，没有所谓旧商号承继记录。注册地址在二〇一一年才改到发票所写街区，九十年代那栋楼还是一家印刷厂。
这些公开资料不能单独证明杯子属于秦守诚，却足以让拍卖行怀疑委托人提交虚假文件。
但成立日期是二〇〇三年四月。
一间二〇〇三年成立的公司，不可能在一九九七年开出发票。
罗世昌拿着查询结果，脸色第一次变得难看。他叫来法务，暂停梅纹杯的公开展示，同时要求仓储部门调取林曼半年前寄件前后的全部记录。
林曼收起文件：“境外古董商换公司、沿用旧抬头很常见。你们查到的可能是重组日期，不是经营起始日期。”
她转身离开洽谈室，没有争着把杯子带走。
沈砚盯着她的背影。
一个真正相信来源文件的人，面对这种错误通常会急于核实。林曼的反应却像早就知道他们会查到什么。
晚上九点，百珍仓储主管回复罗世昌：半年前的纸质收件记录里，没有梅纹杯。
服务器中却有一张从未进入正式档案的缩略图。
上传时间正是秦家拍摄后的第二天。
缩略图已被删除，恢复结果必须由第三方重新固定。罗世昌没有让技术人员直接导出给沈砚，而是立即封存服务器日志并通知法务。到这一步，百珍保护公司声誉的最好方式，已经从否认争议变成证明内部究竟发生过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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