缩略图只有四百多像素，文件名是一串自动生成的数字。
杯形看不清，底下那块灰色泡棉却与林曼器物箱里的内衬相同。图片没有录入拍品系统，只在仓储临时目录停留了七分钟，随后被删除。服务器夜间备份保留了残片。
上传账号属于仓储副主管高瑞。
高瑞并非临时工。他在百珍任职七年，负责未入库拍品的短期保管，熟悉监控死角，也有权限清理临时目录。三个月前，他以照顾家人为由离职，公司正常结清工资，没有人把他的离职与梅纹杯联系起来。
内部抽查又发现，高瑞任职期间处理过十七件“境外回流”瓷器，其中六件的早期缩略图与正式入库日期相差数月。罗世昌立即扩大封存范围，原本只涉及一只杯子的争议，开始威胁百珍过去几年的成交记录。
这解释了他为何迟迟不愿轻易撤拍。承认一件拍品来源有问题，可能引出十七件；可继续上拍，一旦证据公开，后果更重。
罗世昌连夜让人封存高瑞的工作电脑和门禁记录。高瑞当天已经离职三个月，电话关机，登记住址也无人居住。
“他经手的临时货很多。”罗世昌仍保持谨慎，“一张缩略图不能确定是梅纹杯。”
“找原设备。”沈砚说，“系统缩略图通常来自更大的原图。照片可能删了，缓存、聊天记录或者发送端还在。”
百珍法务不允许外人检查公司电脑，只将设备镜像交给第三方电子取证机构。最快也要两天出结果。
拍卖原定后天下午举行。暂缓展示不等于正式撤拍，境外委托公司已经发函催促百珍恢复预展，并声称若无司法文件，撤拍将索赔。
她甚至提供了一张所谓一九九八年的收藏室照片。照片里，一只梅纹杯放在壁炉架上，背后是圣诞卡和银烛台。
沈砚把照片送到程晚宁处。
程晚宁没有鉴定照片内容，只从纸张入手。照片背面带有明显增白剂反应，喷墨点阵规则，裁切边缘也没有二十多年保存应有的磨耗。它可能使用旧相纸重新打印，也可能整张都是后来制作。
“能写进报告吗？”沈砚问。
“可以写材料观察，不能仅凭这个断定伪造。”程晚宁把照片装回证物袋，“你需要的是原始底片，或者证明照片场景不存在。”
场景中的壁炉、圣诞卡无法查。银烛台底座却刻着拍卖行标记和编号。
沈砚从公开数据库找到同一对烛台的成交记录。它们在二〇〇八年才首次进入英国市场，委托人的收藏室不可能在一九九八年出现。
他没有只截取网页，而是向数据库运营方申请带时间戳的交易记录，又联系当年拍卖目录的持有人核对纸质版本。纸质图录中，银烛台带着同一处底座凹痕，排除了数据库配图后来替换的可能。
程晚宁则把旧藏照片的纸张观察写成独立意见，两条证据互不依赖：即使材料年代判断受到质疑，场景中的烛台仍会暴露时间矛盾。
证据链终于出现第二处断裂。
与此同时，秦家的物流资料也补齐了。
林曼寄往百珍的保价包裹并不是普通快递，而是由一家艺术品运输公司承运。运单附有外箱尺寸、称重照片和封签编号。承运人按规定拍摄过封箱前的内包装，照片角落露出半只蓝白色小杯。
照片分辨率不高，足以看见梅枝的位置。
运单上的寄件时间，是保险图录拍摄后的第二天上午十点十二分。
收件签名正是高瑞。
罗世昌看完材料，沉默了很久。他终于承认，那只杯子曾在未登记的情况下进入百珍仓储，后来又被包装成境外回流拍品。
“公司会撤拍，向警方提交资料。”他说，“但秦先生也要解释，为什么他的藏品没有完整购买发票，只有私人转让协议。”
“他会解释。”沈砚说，“先保证实物不离开。”
罗世昌当场签发内部冻结单，将梅纹杯转入双人保管库。林曼收到通知后赶到公司，带着律师和境外委托方授权。
她不再否认自己接触过杯子，而是换了一套说法。
“秦先生委托我拿去做第三方检测。后来检测认为他的杯子是仿品，我替他换回了一只同类样品。事情经过口头同意，没有书面文件。”
秦守诚听到录音后，直接将茶杯摔在桌上。
“让她当面说。”
“不能靠吵架解决。”沈砚把碎瓷片拨到一旁，“她在把盗换解释成委托处置。我们需要证明你从没授权，也需要找回她留在你家的假杯来源。”
假杯成为最后一块证据。
秦守诚此前一直想把假杯砸掉，觉得它摆在柜中一天就是一份羞辱。现在那只杯子反而成了最重要的物证。警方重新封存后，对杯底浮灰、包装纤维和可溶染料分别取样，所有操作都有双人记录。
沈砚没有参与取样，只提供第一次观察报告，避免既当委托调查人又替检测机构下结论。
沈砚再次检查杯底的棕色纤维。纤维来自一种旧式防震棉，表面沾有红色印泥碎屑。刘保全清理后，显出两个倒置的小字：云门。
不是巧合沾上的灰。
造假者用云门古玩的旧包装替假杯做来源痕迹，却把自家的印记一并留了下来。
当晚，警方根据补充证据对云门古玩的仓库进行调查。仓库已经清空，但垃圾堆里找到同批防震棉、染色液瓶和十一只未完成的花神杯坯。
其中一只杯坯的梅枝第三折，故意点着一团尚未罩釉的青料。
他们不仅仿造梅花杯。
还在批量复制秦守诚整套藏品的特征。
仓库墙上贴着十二花神杯的分解照片，每只杯子的窑疵、题诗和底款都被单独标注。照片来源正是半年前那次保险图录拍摄。调包梅花杯不是临时起意，而是一次尚未完成的整套替换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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