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秋妍两天没睡了。
她身上那件苏军少校军装外面罩了一件白大褂，白大褂是护士长借给她的，穿在身上有些长，下摆蹭着膝盖。头一天夜里她在走廊的长椅上合了一会儿眼，椅背是硬木的，硌得后背生疼，她睡了不到两个钟头就醒了，醒来第一件事是隔着病房门上的小玻璃窗往里看一眼。周乙还在输液，床头那盏小灯照着他塌陷的脸颊，胸口微弱的起伏像一张纸被风吹着。
外伤暂时稳住了。苏联军医给周乙做了清创，把脚踝上被铁镣磨烂的皮肉重新处理了一遍，手腕上的旧痂也用镊子一点点揭掉上药。顾秋妍站在旁边看着，军医的手很稳，但她看见镊子夹起一块粘着脓血的纱布时，周乙的脚趾在被子下面蜷了一下，没有出声。营养不良太严重，军医说，骨头都快从皮肤下面戳出来了，先输液，把体能撑起来，再考虑其他。感染也是问题，旧伤摞新伤，有几处已经粘连了，将来活动会受影响。
“他能听见吗？”顾秋妍问。
军医是个五十来岁的胖男人，哈萨克人，叫什么名字她一直没记住，好在他精通俄语，与顾秋妍交流起来一点儿问题都没有。他摘下眼镜擦了擦，没有直接回答。
“他昏迷的时候说过话。”顾秋妍又说，“我听见他喊莎莎。”
军医把眼镜戴回去，看了她一眼，又看了看病床上的周乙，示意她到走廊上说。走廊里马灯换成了电灯，但电压不稳，灯泡忽明忽暗地闪。陆军医靠在墙上，从口袋里摸出一根烟，没点，只是叼着。
“顾同志，我跟你说实话。这个人身上的伤，我治过更重的，能活下来不算奇迹，他底子好。但精神上的事，我不擅长。”他顿了一下，“不过他跟我说过一句话，我觉得不对劲。”
“什么话？”
“他半昏迷的时候，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周乙，特务科科长’。”军医把烟从嘴边拿下来，“我又问他，你妻子叫什么，他说‘顾秋妍’，我问你女儿呢，他说‘莎莎’。对答如流，一点磕巴都不打，就像在填一张人事表格。”
顾秋妍的手指不自觉地攥紧了白大褂的下摆。
“然后呢？”
“然后我问他，你现在在哪里。他不说话了。我再问，他就把眼睛闭上了。”军医看着她，“顾同志，我见过受刑以后精神出问题的，有的哭，有的闹，有的什么都不记得。他这个情况，更像是一个人把自己关进了一间屋子里，把门从里面锁上了。外面的事他不想知道，里面的事他记得清清楚楚，因为那是他给自己留下来的东西。”
顾秋妍的喉咙发紧。“你是说……他把自己关起来了？”
“我是说，他可能为了不开口，主动把脑子里的某扇门关上了。现在他认定自己是特务科长周乙，妻子是顾秋妍，女儿是莎莎。这个身份是他最安全的东西，因为在这个身份里，他不需要回答任何问题。”军医把烟塞回口袋，“光靠打针吃药，我治不了这个。你得给他一个他认的环境，让他自己愿意把门打开。”
“什么环境？”
“他认的人，他认的东西，他认的地方。让他看见、听见、摸到那些他脑子里还认的东西，慢慢地，外面的世界和他的里面才能接上。”军医拍了拍白大褂上的灰，“但这需要时间，也需要人。他认谁，就得谁来。他认什么地方，就得在什么地方。”
顾秋妍站在走廊里，灯泡在头顶上闪了一下。她想起周乙半昏迷时喊莎莎的声音，很轻，很含糊，但那个名字从他嘴里出来的时候，像是从很深的地方浮上来的。
病房里护士在换药，她推门进去，站在床边。周乙的手露在被子外面，瘦得能看见每一根骨节，手腕上缠着新换的白纱布。她伸手把他的手指拢在自己手心里，那只手很凉，指腹上有旧茧，那是握枪握出来的。她的手指刚碰到他的掌心，周乙的手指就微微蜷了一下，像要抓住什么，但力气不够，又松开了。
顾秋妍低头看着他，忽然想起一件事。去年他们还在霍尔瓦特大街的时候，有一次她跟周乙通电话，他的声音压得很低，说了一句“莎莎好吗”，她说好，他又说“你注意安全”，然后就把电话挂了。那时候她觉得这个人真冷，连句多余的话都不肯说。现在她攥着他凉冰冰的手指，才明白他不是冷，他是把什么东西都关在里面了。
上午柳日科夫派人送来了通行证延期和一份书面通知，措辞客气但意思明确：治疗可以先行，审查程序待周乙恢复至可接受问询的状态后开始。顾秋妍把通知折好收进口袋，没有跟任何人提。
快中午的时候，她给张平汝打了个电话。接电话的是个战士，说张副总队长出去办事了。她留了话，说下午再打。
下午两点多，她又拨了一次，这一次还是没有打通。
中午十一点就出来的张平汝下午一点才到达联络点。
联络点在道外一处旧粮栈的后院，从临街的杂货铺进去，穿过堆满麻袋的库房，再拐进一间没有窗户的小屋。老鲁还在地下状态，没有公开身份，穿一件洗得发白的旧棉袄，坐在一张缺了角的桌子后面，桌上摆着一壶凉茶和几张烟盒纸。
张平汝进门的时候，老鲁正就着一盏煤油灯看一份名单，听见脚步声抬起头，脸上皱纹挤在一起。
“坐。”老鲁把名单翻过去扣在桌上，“说事。”
张平汝坐下来，把地下三层的事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刘魁怎么带路，铁门怎么打开，周乙蜷在墙角的样子，身上的伤，手腕脚踝的镣铐印子。他说得很快，尽量不带情绪，像在汇报一份敌情通报。说到高彬用替身代死、把周乙秘密关押近一年的时候，老鲁的手在桌面上停住了。
“周乙还活着？”老鲁问。
“活着。”
老鲁一下子站了起来，椅子腿在砖地上刮出一声刺耳的响。他站着愣了几秒，然后搓了搓手，又坐下来，脸上的表情从惊喜变成凝重，像一盆火被浇了半瓢水。
“刘魁说的？高彬拿替身换了他？”
“刘魁说的。周乙身上那些伤也说明问题，关的时间不短。”
老鲁沉默了一阵。煤油灯芯噼啪响了一声。他拿起凉茶壶给自己倒了一碗，没喝，端着碗想了一会儿。
“你打算怎么办？”
“先治伤。”张平汝说，“顾秋妍已经将他安排到了苏联红军的医院，那里有最好的医生。另外我让她先别告诉孙悦剑和孙家乔，周乙那个样子，他们看了受不了。”
老鲁点了点头。“你想得对。人先保住，其他事情一步一步来。”他把碗放下，“不过平汝，有句话我得说在前头。哈尔滨刚刚解放，延安还没联系上，咱们现在是各干各的，很多工作不能因为有顾忌就不做。周乙的事，你心里有顾虑，我明白，换了谁都会有。但眼下这个局面，能用的人太少了，周乙要是身体行，哪怕他真有什么问题，至少可以先把一些工作干起来，边干边查。”
张平汝没有马上接话。他明白老鲁的意思，也明白老鲁为什么这么说。哈尔滨解放才几天，市面上看着平静，底下什么货色都有。
“还有几件事。”老鲁把扣在桌上的名单翻过来，手指点着最上面一行，“高彬跑了。他带着几个亲信躲起来了，具体藏在哪不知道。这个人手里有血债，又熟悉哈尔滨的地下网络，他要是投了国民党，后患无穷。”
张平汝点头。高彬这个人他打交道不是一天两天了，阴、稳、狠，做事留后手，能让他舍了警察厅副厅长的位子跑路，说明他早就给自己铺好了退路。
“第二件事。”老鲁的手指往下挪了一行，“国民党在哈尔滨挂出牌子了，市党部，主任是个从重庆来的，叫赵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的副主任。”
老鲁停了一下，看着张平汝。
“你猜是谁？”
“谁？”
“陈景瑜。”
张平汝的眉头拧了起来。陈景瑜这个名字他不熟，但老鲁专门提出来，说明这个人不简单。
“这个人潜伏了十多年了。”老鲁的声音低下去，“日伪时期就在哈尔滨，一直在保安局当到了科长，这么久日本人都没查到他，如果不是当年周乙偶然发现了他的秘密，我想连我们都不知道他的底细。现在国民党挂牌，他跳到明面上当了副主任，这将是我们的心腹大患。”
“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你得拿出十二分精神来对付他。”老鲁把名单推到张平汝面前，“还有可能投奔国民党的那个高彬。这两个人一个在明一个在暗，一个手里有旧警察厅的底子，一个手里有国民党十多年的经营，他们要是合到一块儿，你这个公安总队副总队长就是光杆司令。”
张平汝看着名单上那些名字，有旧警察厅留用的，有工商界的，有教育界的，有的名字后面画了圈，有的打了叉。
“我现在这个担子，老鲁，比你想象的还重。”他把名单放下，“名义上我是公安总队副总队长，底下可靠的人连十个都没有。刘魁算是投诚过来的，他手底下那些人什么底细我还没摸清。旧警察厅留用的人一大堆，我分不清哪个是真心反正，哪个是等着国民党回来。”
老鲁听了，没有急着说话。他把煤油灯芯拨了拨，火苗亮了一些。
“那就看一看周乙的身体怎么样。”老鲁说，声音放得很平，“他要是能起来，哪怕只是坐在屋子里动动脑子，也比你我两个人强。他在地下干了那么多年，认识的人多，知道的事多。有些工作，他躺着都能干。”
张平汝嘴上没说什么，点了点头。但他心里清楚：以周乙那个身体，根本起不来床。脚踝上的肉烂得能看见骨头，手腕上的痂摞得像鱼鳞，连坐起来都费劲。或者说，如果周乙真能这么快起来，那才更让人怀疑了。一个被高彬关了一年的人，出来没几天就能干活，要么是高彬对他太客气，要么是他对高彬太客气。
老鲁好像看出他在想什么，补了一句：“我不是说马上让他管事。你让他治，治到能说话了，让他把这一年的事说清楚。说清楚了，该用就用。说不清楚，再关起来也不迟。但在这之前，你得先把摊子撑起来。”
张平汝把名单折好放进内衣口袋。“我知道。”
老鲁又想起一件事。“陈景瑜既然挂了副主任的牌子，他一定会拿周乙的事做文章。你想想，周乙是高彬手里的人，高彬又跑了，周乙还活着，这件事落在陈景瑜嘴里能编出什么故事来？你得有个准备。”
张平汝站起来，把椅子推回桌下。“我明白。”
老鲁送他到后院门口，又叮嘱了一句：“孙悦剑和孙家乔那边，你打算什么时候说？”
“等周乙稳定了再说。”
“行。你自己掂量。不过孙悦剑是周乙的妻子，她迟早要知道，你瞒不了太久。”
张平汝从杂货铺出来，街上的阳光刺得他眯了一下眼。他站在路边，摸了摸口袋里的名单，忽然觉得哈尔滨的秋天比他来的时候更凉了。
作者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