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一年三月，北岭油田苦役井。
钉子是康小满从井场的木箱上起下来的。起了三根，藏在棉袄袖子里带回来。
“刻不刻？”他问。
“刻。”
“韩德贵撂下话了。明天上面来人，墙上一个字都不许有。”
“那就今天刻。”
康小满往门口看一眼。门是草帘子，风一掀，外头一片白。草帘子掀起来半尺高，又落下去。三月的雪还没化透。
石头房在坡上头，墙是用河床里抬上来的石头片子垒的，一块压一块，缝里塞着黄泥。三人一间，铺草，草底下垫木板。
北墙西头有一块石头是平的，一尺见方，白净，像专门留出来的。
“就这儿。”康小满把平石头摸了三遍。
苦役井在荒原最北边，是一口打废了的井。井架早拆了，井口压着两块水泥板。各队不要的人都往这儿送，一共三十七个，干的活是抬石头、修路、挖管沟。
管他们的人叫韩德贵。他从前在采油队烧锅炉，会看人。他不打人，不骂人，他只记。他记谁哪天出工，谁夜里说了哪一句话。到月底拿去跟人对，对不上，他也不出声，只把名字记到另一张纸上。
墙上原来是有字的。
一九六九年冬天，一个叫于振河的在北墙上刻了自己的名字，还刻了一个日子。第二年三月，上面来了两个人看井，看见了。于振河当月就被送到三号井去抬石头。腊月里，他妹妹来了一趟，领走一只木箱。
他的搪瓷脸盆还挂在墙钉上。盆沿磕掉了一块瓷，露着黑铁。谁也没敢动。
盆还挂着，人没了。这屋里的人，都绕着那只盆说话。
韩德贵从那以后立了一条规矩：墙上不许留字，一个都不许。
康小满蹲在那块平石头底下，把三根钉子摊在手心里挑。
“这根钢口硬。”他把最粗的那根递给范江海，“你先。”
“你刻。”
“我就会写三个字。”康小满说，“我媳妇的名字我认得，写不好也认得。”
他捏着钉子，在石头上一点一点地划。石头硬，钉子滑，划三下才出一道白印。他鼻尖上出了汗。
第一遍刻出来的是“康小满”。三个字歪着，“满”字的最后一笔拉得老长，像被人拽了一把。
第二遍刻的是“巧云”。
刻完，他坐在地上歇气。他心里头踏实了——这个名字留在石头上，就等于把人接过来搁在心口了。
“她来信了。”康小满说，“信上不问这儿冷不冷，只问我一天吃不吃得饱。我回信说吃得饱。她说我撒谎。”
“我儿子三岁了。”他又说，“还没个大号，就刻不上。”
范江海接过钉子。
他刻得比康小满快。“范”字浅，“江海”两个字深。刻完，他停了一下，把手放下来，看墙。
“你爹的名字呢？”康小满问，“他腊月里才走的。”
“不刻。”
他抬起手，在“范江海”三个字底下，横着刻了一道。
一尺长，不深，也不浅。
“这一横是干啥的？”康小满问。
范江海没答。
墙根底下蹲着的老柴开口了。老柴六十一，会看石头。他说他老家坟前的石碑上，名字底下画这么一横，是立碑的人给死人画的。
“也有别的说法。”老柴说，“记工的本子上，一笔一横。”
范江海想起秀芹那本牛皮纸账本。一笔一横，横底下是钱数，几分几毛都写着。
“到底是哪个？”康小满问。
“回头再说。”范江海说。
天黑以前，韩德贵站在井场那头，朝石头房这边看了一眼。
这一眼，范江海心里头明白：不是随便看的，是来数人头的。
天黑以后，韩德贵在井场板房里叫了范江海。
板房里生着炉子，炉盖上烤着两个土豆。韩德贵把门关上，又用一根木棍把门顶住。
顶门这一下，比说话还响。
“三号井缺个记工的。”他说，“坐屋里记工分，不抬石头，不下井。名字我报上去了。”
范江海站着。
“报上去不一定成。”韩德贵说，“明天来的人要看这间石头房。看见墙上的字，我这个名字就得撕下来。”
“字我清。”
“清字是小事。”韩德贵从兜里摸出一根烟扔过来，“后头的事，你猜到了？”
范江海接住烟，没点，夹在耳朵后头。
“有人刻字，就得有人担着。”韩德贵说，“一个人担，还是两个人担，你自己想。你要是想一个人担，天不亮把两页纸放我这儿。”
“什么纸？”
“你自己写。”韩德贵说，“写清谁刻的，为什么刻，刻给谁看。字写得好不好不要紧，要紧的是数目。一个人做，是糊涂；两个人做，是想翻案。”
炉盖上的土豆糊了一层，他没去动。糊了也没人管，这屋里就两个人在算账。
“你在井上抬了三年石头。”韩德贵说，“三号井有张桌子。桌子跟前坐着的人，冬天不冻手。”
“记工这个位子。”他说，“要个明白人。”
范江海看着那两个土豆。
1964年十二月，他十九岁，在泥浆池里泡了三天，又冲进那口井的油雨里。那时候他什么都不想，只想着怀里一个没舍得吃的窝头。
现在他想得很多，想得很细。十九岁那年想的是别饿死，今年二十六，想的是别让人把名字划了。
“我写。”他说。
韩德贵把炉盖掀开，把两个土豆拨到一边，火从底下冒上来。他从兜里又摸出那根木棍，在手里掂了掂。
“还有一句。”他说，“你写的两页纸，得有你自己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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