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七号，场部西头那间小屋。一张长桌，几条板凳，铁炉子烧得旺。
老陈坐中间，旁边那个年轻的捏着笔。孙顺子坐对面，蓝棉袄袖子磨得发亮，两只手放在膝盖上。
老陈念材料。念到“范江海教我写的”那一句，他停了一下，抬眼看范江海。
“范江海，你说吧。”
范江海站起来，把记工簿放在桌子中间，又把那一沓收水票压在记工簿上头。
“六月十号那一夜，孙顺子在哪儿，”他说，“票上有钟点。”
老陈一张一张念。
七点零五。九点。十点二十。十一点四十。一点二十。两点五十。四点五十。
孙顺子的手从膝盖上拿开，放到桌子底下去了。
手往桌下一放，人也就矮了半截。
“孙顺子。”老陈说，“你说那天夜里十一点，你在范家门口那条街上。这一张是十一点四十，签的是你的字。哪个是真的？”
孙顺子坐着没动。
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笑了一下。那笑很短。
“都是真的。”他说，“我中间回去过一趟。”
“三里地，来回一趟四十分钟。”老陈说，“你四点五十还在水点上。你什么时候睡的？”
屋里静了。
孙顺子忽然伸手，把桌上的记工簿翻开。他翻得很快，一页一页，翻到最后。
“老陈，”他说，“这本子上头不干不净的，不止我一个人。”
他把本子转过去，推给老陈。
“韩德贵让人替他顶过夜班。范科长拿这本子咬我，这本子上头有韩德贵自己的手。”
老陈低头看那一页。
铅笔刮过的地方起了毛，底下新写的那一行很大。
老陈把本子合上。
“韩德贵进来。”
韩德贵在门外站着，不知道站了多久。他进来，站在桌子边上，两只手垂着，跟等着挨罚的人一样。
“四月二号那趟夜班，是你上的？”
“不是。”
“谁上的？”
“我不说。”
老陈看着他，看了很久。
“你说你按了手印，是群众反映。”老陈说，“人家拿出来的，是账。”
孙顺子把脸转到窗户那边去。
转过去，就当这屋里没他这个人。
“你写个东西。”
韩德贵点点头。年轻的那个把纸和笔推过去。他坐下，捏着笔，写得慢，一笔一划，跟记工簿上的字一个样子。
写完，他站起来，退回门边。
结果下来是三天以后。
孙顺子调石头沟采油点，一百八十里，还是拉水。
韩德贵撤了记工员，去装卸队扛管子。通知上写着“另有任用”四个字。他看了那四个字，没说话。
他心里头明白，这四个字里没有一句实话。
范江海去料场看过他一回。
料场在管理站南边，风大，沙子打脸。韩德贵光着膀子推独轮车，一趟一趟。看见范江海，他把车停下，没过来。
“你别来。”韩德贵说，“你一来，别人就知道我是为什么走的。”
“老韩。”
“范江海，”韩德贵说，“我问你一句。那本子最后一页，你看见没有？”
“看见了。”
韩德贵点点头。
他这点得很轻，像这事他早就想明白了。
他把车扶正，接着推。推出去几步，他停下来。
“那行字我写得不好看。”他说，“你记着就行。”
装车那天是四月二十九。
管理站院里一地泥，化冻的泥浆从墙根往外渗，鞋踩上去拔不出来。卡车后斗搭着一块板子。
孙顺子的行李是一个麻袋和一个铺盖卷。他把麻袋扔上车，回头看见范江海。
范江海掏兜，摸出一根烟。烟压得有点弯。
他递过去。
孙顺子看着那根烟，没接。范江海心里头咯噔一下。
“范科长，”他说，“1964年冬天你给过我一包烟。那回我接了。”
“这回也接。”
“这回不接。”孙顺子说，“你给刘总工家送过什么，我一样一样都记着。你先别急着把那些单子收起来。”
范江海的手在风里停着。
孙顺子把铺盖卷扛上车，手一撑跳上去，站在后斗里。
车开了。泥地上留下两道沟。
两道沟压得深，第二天还没干。
孙顺子站在车尾，回头。
风把他的话刮得断断续续，可每个字都到了。
“范江海——”
“咱俩没完。”
那天晚上，范江海回家。
王秀芹在灯下等他。桌上摊着账本，翻开的是新的一页。
“送走了？”
“送走了。”
“他接烟没有？”
范江海把外衣挂上。
“没有。”
王秀芹把铅笔拿起来，在新的一页上写了一行。
写完，她把本子转过来。
那一行写着：孙顺子，一百八十里。没接烟。
“记这个干什么？”
“他不接，”王秀芹说，“就还有下回。”
她把铅笔搁下，往前翻了十几页，翻到一处，用手指点着。
“六月十号那一笔，我改一下。”
那一行原来是：六月十号，夜班。
她拿铅笔在后头添了三个字：记工簿。
添完，她把本子合上。
“江海。”
“嗯。”
“这回是韩德贵替你担的。”她说，“上一回是康小满。”
“我知道。”
“你欠的账，越来越多了。”王秀芹说，“记着好，也别忘了还。”
这一句轻，落到心里是块石头。
她站起来去吹灯。手伸到灯罩上头，停了一下。
“先别吹。”
“怎么了？”
“我想再算一遍。”
里屋的炕上，闺女在睡。三个月大，脸朝里，一只拳头攥着，搁在腮边上。他看了很久，心里头有点软，又有点怕。
他站在门口，没敢伸手碰那只小拳头。
正月里生的。他不在家，是康小满的媳妇来伺候的月子，来了八天，一天三趟。
他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
“秀芹。”
“嗯。”
“她叫啥。”
“还没起名。”王秀芹说，“我等你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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