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三月，北岭油田，采油二大队。
文件是三月十二号下来的。
那天上午，唐铁山把范江海叫到连部。桌上摊着一张纸。
范江海走进来的时候，脚步是稳的，心跳是快的，快得他自己都能听见。
他知道有这件事。
半个月前就有人跟他说了——二大队要提一个副科长，管器材和调度。
人选有两个。一个是他，一个是孙顺子的叔，孙德发。
“坐。”唐铁山说。
范江海坐下来。
唐铁山把纸推过来。
范江海低头看。
文件上写着：拟提任范江海同志为采油二大队器材供应科副科长。拟任前，按程序进行政治审查与群众评议。
审查责任单位：二大队政工组。
审查责任人：孙德发。
范江海看到最后一行的时候，眼皮跳了一下。他心里头咯噔一声，跟井架上的大绳崩断了一样——审查他的人，正是孙顺子的亲叔。
“看到了？”唐铁山问。
“看到了。”
“孙德发是孙顺子的叔。”
“我知道。”
唐铁山从烟盒里抽出一根烟，点上。
“孙德发在二大队干了十一年。管档案，管材料，什么都不管，就管一样——谁能上，谁不能上。”
他吐了一口烟。
“他手里那支笔，比我的枪还厉害。”
范江海没说话。
“你知道你哪儿得罪他了？”
“不知道。”
“孙顺子上个月在三号井跟人打架，把人的门牙打掉了一颗。队里研究要处理他，罚三个月工分，下放农场。我在会上说了话，说他家里爹娘残疾，从轻。”
唐铁山顿了一下。
“孙顺子当天晚上给他叔写了一封信。信里写的是我，也写的是你。他说我是为了你才整他的。”
范江海明白了。
“他觉得是我让你这么干的。”
“他觉得。”唐铁山把烟按在烟灰缸里，按了三下，跟按灭一件事一样，“他觉不觉得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叔信他。”
屋子里安静了一会儿，静得能听见烟丝烧的声儿。
“你有两个办法。”唐铁山说。
“一个，找我去说。我去敲孙德发的门，硬压。这个办法能用，但用完了，你在二大队的名声就完了——大家都知道你是靠连长硬提上来的。”
“第二个呢？”
“第二个，”唐铁山看着他，“你自己去把孙德发说服。”
范江海抬起头。
“我自己去？”
“对。”唐铁山说，“这是你的第一级台阶。我替你搬一次，你就一辈子得让我替你搬。你要想往上走，这第一级得你自己迈。”
他顿了一下。
“孙德发明天上午在政工组办公室。你自己去。”
范江海站起来。
“报告。”
“说。”
“我去。”
唐铁山点了点头。
范江海走到门口，唐铁山在后头叫住了他。
“范江海。”
“到。”
“记住一句话。”唐铁山说，“求人不是低头。你要想让他给你一个东西，你就得先告诉他，他能从你这儿得到什么。”
第二天上午，范江海去了政工组。
孙德发的办公室在三间平房的最里头。屋子不大，一张办公桌，两个木柜子，柜子里塞满了牛皮纸档案袋。
孙德发坐在桌子后头，五十来岁，瘦，戴一副老花镜，穿一件洗得发灰的中山装。
他看见范江海进来，没抬头。
手里的笔也没停，就那么让他站着。
“有事？”
“孙叔，我是范江海。”
“我知道你是谁。”
孙德发把笔放下，慢慢抬起头。
“你来干什么？”
“为副科长的事。”
孙德发笑了一下。
那一笑，跟水面起了个波纹一样，一闪就没了。
“你倒敢说。”
“我不敢说不行。”范江海说，“我要是绕，您还得多花时间。”
孙德发靠回椅子上，两只手交叉着放在肚子上。
“那你说吧。”
范江海在门口站着，没往前坐。
“孙叔，我想跟您说三件事。”
“第一件，孙顺子在井上拉水，一天干十六个钟头，一个人一辆车，拉了两百多天，没请过一天假。这个活我知道有多苦。他能干下来，说明他不是个废物。”
孙德发的嘴角动了一下。
“第二件，去年井喷的时候，他往回跑了。”范江海说，“这件事我从来没跟任何人说过。唐连长知道，是因为他自己看见的。可我没说过。”
他停了一下。
“我这个月要给队里交一份器材领用记录的报告。报告要写1964年到一九六五年的账。那段时间的账里，有三笔对不上，我知道是哪三笔。”
孙德发的手停住了。
笔尖在纸上杵出一个小黑点。
“你要拿这个做文章？”
“不。”范江海说，“我要拿这个跟他换个东西。”
“换什么？”
“我把那三笔账在报告里做成‘正常损耗’。”范江海说，“我在报告上签字。以后要是有人翻这本账，翻出来的是我的名字。”
孙德发盯着他看。
“第三件呢？”
范江海停了两秒钟。
“第三件，孙叔，我要您这个副科长。”他说，“不是我求您给，是我想跟您换。”
屋里静了。
窗外的风刮过屋檐，把一片雪从瓦上吹下来，啪嗒一声落在地上。
孙德发看着他，看了很久。
“范江海。”
“在。”
“你今年二十？”
“二十。”
孙德发把眼镜摘下来，用袖子擦了擦，又戴上。
“二十岁的人，能说出这种话。”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他。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知道。”
“你在跟我做交易。”
“是。”
“你知道我要是把你今天这段话报到上边去，你这一辈子就完了？”
“知道。”范江海说，“可是孙叔，您要是报上去，您侄子那三笔账也得拿出来。您侄子已经够惨了。”
作者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