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李小梅听了苇芜芯的话，似乎触动心弦的一般，把酒碗重重的往橙子上一放，碗里的酒被震出，撒到菜上，立即说：“什么含沙射影，这是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我爸爸平时不是下乡调研，就是到工厂调研，什么调研，就是到工厂，到农民与工人农民一起干活。什么修机器，开铲车，搬砖搬瓦，还有收麦割稻什么农活都干。在家里，只要一有时间就时常教育我要永远忠于人民，平时不准我有一点点的特殊，有一次舅舅送我一件鸭绒襖，爸爸不都不准我穿，说这是特殊化。只准在学校里吃大食堂，不准回家吃饭，甚至不准我让同学们知道我是县委书记的女儿。要求我在学校努力学好科学知识，将来为建设社会主义贡献。可是却让我爸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下放到农村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我爸革命几十年怎么还要劳动改造？我爸当权时，有很多人到我家送礼，有送酒的，有送烟的，还有直接送钱的，都让爸给退了，即使亲朋好友送礼不便退还，也是在适当时机买下同等价值的礼品送还，早知道如此，当时收了礼，今天受批也不冤。更让人想不通的是，我爸靠边站了，竟然让那个坏人尹步良被结合进了领导班子……”
李小梅越说越激动，犹如黄河之水天上来滔滔不绝，说着说着，想到父亲受到尹步良批判竟然与妓女有牵连，再也说不出口，忽然背靠在墙上泪流满面，哭了起来。
甄新民说：“小李是真醉了，小苇把她扶回房休息去吧。”
李小梅说：“我没醉，天生我才必有用，我就不信我会在农村一辈子，更不信我爸没有翻身的一天。来，我们三人把这两瓶西凤喝完，喝完了我房里还有一瓶茅台拿来喝。”
苇芜芯说：“一瓶茅台八块，够我们家买两个半月口粮了，也只有县委书记家能喝得起茅台。”
李小梅说：“这是上海的舅舅春节时带来的，放在家里没舍得喝，奶奶说乡下冷，晚上收工回家喝上一杯暖暖身子，解解泛睡的香。”
苇芜芯说：“想来你舅家是有钱人。”
李小梅说：“我舅舅解放前在上海是资本家，五几年公私合营，企业交由政府派人管理，舅舅只分红不过问企业经营，后来企业分红取消了，不过对于舅舅家来说，喝茅台还是喝得起的。”
苇芜芯感慨地说：“你舅舅是资本家，你母亲是资本家出身，应该说你也是剥削阶级出身，我始终想不明白，我们之间政治待遇怎么差别这么大呢？”
李小梅说：“唉，不讲了，不讲了，喝酒、喝酒，这些政治上的问题不是我们这些小人物管得了的，我去拿酒。”
蒋干说：“既然是你奶奶让你带来的酒，不要辜负了她老人家心意，这次就不喝了，喝多了伤身体，既然你们喜欢喝酒，小卖部也有茅台卖，以后我买来陪你们慢慢喝。”
甄新民摇摇头说：“你是囯家干部，月月有五十多高薪，这两瓶酒恐怕也不便宜，不是我们依靠生产队工分吃饭的穷知青喝得起的。”
蒋干说：“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古人都说
今朝有酒今朝醉，散尽金钱还复来，不必再意当下。”
苇芜芯说：“小梅你与我不一样，也没必要象我一样悲观，你爸虽然不干县委书记了，但是仍然保留工资待遇，总有一天会平反，相信你在农村不会长久的。我这一辈子才算是彻底修地球的命了。”
甄新民对苇芜芯说：“我有一句话，不知该问不该问？”
苇芜芯说：“是问我父母原来是这个村子里地主吗？”
甄新民说：“是的，听说你父母是这个村子的地主，你怎么敢还下放这个村子啊？你不害怕他们报复你吗？
苇芜芯说：“你大概是看了高玉宝的《半夜鸡叫》中的周扒皮，《暴风骤雨》中恶霸地主韩老六这类地主人物看多了，你以为只要是地主家一定是南霸天，要不就是刘文彩，黄世仁穆仁智，我爸可不是周扒皮，也不是韩老六，更不是黄世仁，刘文彩。我爸是中学语文老师，我母亲家是开豆腐店的，至多是工商业小业主。”
甄新民说：“你说你爸是老师，一定在童圩村有田地出租，不然也不会划为地主。”
苇芜芯说：“这也是我为妈感到冤枉的地方。”
甄新民两眼对着苇芜芯充满了疑惑。
苇芜芯说：“这个村子的农民虽然都是租种我家的土地，但是从来没有交过租，或许我爸受到过孙中山先生新民主义平均地权的影响，我爸自当上老师后也从来没有到童圩村收过租。……”
甄新民说：“就算你爸没有收过农民的地租，可是还听说你爸是国民县党部书记，国民党县党部书记可是真正的反革命份子，人民的专政对象啊！”
苇芜芯说：“你以为国民党的县党部书记与现在的县委书记权力是一样啊，那个时代不是***一切，县长才是政府***。我家有个亲戚在蒋介石侍从室当个什么官，你大概从政治课上了解到，那个时代是一人为官鸡犬升天，你不想当官发财，也会有很多人抬桥子让你升官发财。我爸便是被地方乡坤和官员抬起来的，说是担任县党部书记，实际上就是多拿一份薪水，主要工作仍然是教师。就是因为贪图这一份薪水，在解放前夕便成了催命符。”
苇芜芯讲到这里，拿起酒杯默默地喝了一口，准备接下来继续说。
将干接过话头说：“你说你爸担任国民党县党部书记仅仅是为了多拿一份薪水，这可能是一方面原因，或者是你爸愿意担任这个国民党县党部书记的主要原因，但是你要知道，国民党县党部实际上就是国民党对付新四军的特务机关。不久前我还曾经去过当年新四军周岗根据地，听当地人介绍说，抗战胜利后，在解放战争中牺牲的烈士中有一个曾经担任定滁全县委组织部长的孙一新烈士，由于叛徒的出卖，不幸在石沛乡被捕，就是由全椒县国民党党部负责审讯的，当时国民党特务机关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妄图从孙一新的口中了解中共地下党组织情况，都被严词拒绝。1946年12月14日，敌人将孙一新秘密杀害于全椒县城附近的北极阁荒坡上，并残忍地将其遗体丢入粪坑之中，企图毁尸灭迹。建国后，全椒县人民政府将孙一新烈士的忠骨重新安葬，建立了墓碑，以供后人永远祭奠。为了纪念孙一新，全椒县人民政府曾将石沛乡改名‘一新乡’，或许审讯孙一新都是县党部一般人员，你父亲当时并没有参与审讯孙一新，但他是县党部书记，你能说你父亲没有责任？实际上，在解放后开展镇压反革命时，把国民党县党部书记定为反革命份子，不是没有道理的。若是你父亲当时不走，被抓到就会判刑做牢，说不定还可能在镇压反革命时期当场就会被镇压枪弊。”
苇芜芯说：“你蒋干说的也许是对的，一人得道 鸡犬升天，一人犯罪也会被诛连九族，所以那个南京侍从室亲戚带信给我爸说，赶紧让他一人马上跟随他到台湾去，不能带家眷，他只为我父亲弄到一张船票，否则留下来小命不保。我爸爸妈妈一听，头脑都炸了。那时候我们已经有兄弟姐妹四五个，我才刚出生，留下嗷嗷待哺一堆儿女谁来撫养，留下来也是一个死，也没办法撫养子女。于是我父亲在母亲哭哭啼啼生死分别之后，最终还是离开大陆去了台湾。”
甄新民说：“那以后呢？”
李小梅说：“哪里还有什么以后，父亲是反革命逃亡份子，母亲是反革命逃亡份子老婆，又是地主婆，那日子怎么能好过的了。”
甄新民说：“我是说，小苇父亲走了，农村的田也被农民分了，留下的妻子儿女没有经济来源，他们在城里靠什么活下来的呢？”
苇芜芯说：“说起来，我们能活下来，这要感谢童圩村的父老乡亲，童圩父老乡亲们知道父亲逃亡后我们失去了生活来源，便是东家接济一点，西家接济一点，再加上我母亲为左右邻居做鞋，缝补衣服，得到几分或几角钱的微薄报酬，也能为家里增添少许生活费用，日子过得苦是苦一点，有时还会忍饥挨饿，不至于饿死。特别是到了粮食收割季节，母亲常常带着我到童圩拾荒，童圩村那些善良的叔叔伯伯大妈们见到我们在田里拾荒，总是有意无意的丢下几根稻谷，几根麦穗，几块红薯……让我们总是能够满载而归。不过，这一切艰难都已经过来了。最让人不能忍受的还是精神上的痛苦，我出身地主，成份高，自上学起就整天受到同学们白眼歧视，现在已经无所谓了，只是每当想到年迈的母亲仍然在给街道打扫卫生劳动改造后，还要挂着地主婆的大牌子站在十字路口示众，心里就感到痛不欲生。如果母亲旧社会剥削了人，收了农民的地租被天天批斗，我也认了，可是我母亲只是因为丈夫是反革命逃亡份子便遭受如此苦难，即便是十恶不赦的杀人犯已经放下屠刀二十多年也应该得到赦免了吧……！”苇芜芯讲到这里也忍不住泪流满面。
李小梅说：“听说你还有一个哥哥在什么农学院当老师，后来怎么做牢了。”
苇芜芯说：“你讲的是我大哥，究竟为什么做牢我也不是太清楚，只知道大哥还没解放时在上海好象什么南洋公学读书，解放后从来没有与家里联系过，自我记事时就没见过。后来听说解放前夕参加了解放军炮兵部队，解放不久不知道什么原因转业到农业大学担任大学担任测绘老师，再后来就是**中家里突然收到军事法院寄来一封判决书，大意是说我大哥攻击x副**被判刑……”
蒋干说：“你大哥可叫苇明武？”
苇芜芯说：“你怎知道？”
蒋干说“我父亲与苇明武是南洋公学同班同学，现在已经改为上海交通大学，当时学的是算学，50年被解放军招进炮兵学院担任老师，虽然不在一起，但平时与我父亲常有书信来往，你大哥被逮捕判刑时常听我父亲提起过，说你大哥是一个学霸，也是一个积极要求进步的青年，如果不去参军必然会为我国电子科技作出重大贡献。”
苇芜芯说：“现在说这些已经迟了，不说了，不说了，听小梅的话，喝酒、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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