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蒙走后第三天，战壕里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不是法国人，不是德国人，是一个中国人，穿着黑色长衫，戴着金丝眼镜，手里提着一只皮箱，脚上的皮鞋在泥地里踩得全是泥巴。他从后方走来，没有人护送，没有人陪同，就那么一个人，一步一步地走到了战壕入口。
孙大彪端着枪拦住了他：“什么人？”
“我姓陈，叫陈公明。从巴黎来的。”那个人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递给孙大彪，“这是使馆开的证明。我要见你们的负责人。”
孙大彪不识字，但他没有把纸还回去，而是攥在手里，转身去找顾超。顾超接过那张纸，扫了一眼——中国驻法公使馆的证明信，上面写着持证人陈公明，身份是“华工事务调查员”，任务是“赴前线了解华工状况”。信上盖着公章，签着一个人的名字，顾超不认识。
“让他过来。”顾超把证明信还给了孙大彪。
陈公明走进战壕，一边走一边看，眼睛里满是惊讶。他看到了之字形的工事，看到了堆得整整齐齐的土包，看到了侧壁上挖出的猫耳洞，看到了架在土包后面的MG08机枪。他的脚步越来越慢，嘴微微张开，像是一个走进博物馆的人，看到了一件不可思议的展品。
“这些……都是你们自己做的？”他问。
“嗯。”顾超走在他前面，没有回头。
“你知道这违反了法军的规定吗？”
“知道。”
“那你为什么还要做？”
顾超停下脚步，转过身看着陈公明。“因为不这么做，我们早就死了。规定救不了命，铁锹救得了。”
陈公明沉默了。他在战壕里走了一圈，看过了战斗组打靶训练，看过了工事组加固防线，看过了后勤组煮饭分饭，看过了夜校教室——那块木板上还留着昨晚没擦掉的“信”字。最后他在猫耳洞里坐下来，打开皮箱，从里面拿出一个笔记本和一支钢笔。
“顾先生，”他改了称呼，“我能跟你谈谈吗？”
“谈什么？”
“谈你们。”
顾超在他对面坐下来。猫耳洞里很窄，两个人面对面，膝盖几乎碰着膝盖。油灯的火苗在两人之间摇晃，把两张脸照得忽明忽暗。
“我是受国内几个团体的委托，来欧洲调查华工状况的。”陈公明翻开笔记本，钢笔尖在纸面上悬着，“我从马赛一路过来，看过十几个华工营地，见过几千个华工。所有人都跟我说，日子没法过了，活不下去了。只有这里，只有你们，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其他地方的人，眼睛里是死的。你们这里的人，眼睛里是活的。”陈公明放下钢笔，认真地看着顾超，“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顾超没有回答。他在等陈公明自己说。
“意味着你在这里做的事，比守住一条战壕更重要。”陈公明的声音压低了，“你在证明一件事——中国人不是天生的奴才。中国人也能站起来。”
这句话，顾超听过很多次。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点，从不同的人嘴里说出来。但在一九一六年的凡尔登前线，在一个猫耳洞里，从一个戴着金丝眼镜的调查员嘴里说出来，感觉不一样。这不是口号，这是一个亲眼看到事实之后的人，说出的结论。
“陈先生，”顾超说，“你来这里，不只是为了调查吧？”
陈公明沉默了几秒，然后从皮箱的夹层里掏出一样东西，放在顾超面前。是一本书，薄薄的，封面已经卷了边，但还能看清上面的字——《xxx宣言》。德文版。
顾超的心猛地跳了一下。他的手伸出去，又缩了回来。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一种说不清的复杂情绪——他在另一个时代读过无数遍这本书，用中文读，用英文读，用各种版本读。但在一九一六年的凡尔登前线，在一本从巴黎带来的德文原版书上，他看到的是同一样东西。火种。
“你认识这是谁写的吗？”陈公明问。
“马克思和恩格斯。”顾超说。
陈公明的眼睛亮了一下，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你读过？”
“听说过。”顾超没有说实话，但他不能说实话。一个华工读过《xxx宣言》，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事。他会说法语已经够引人注目了，不能再多一个疑点。
陈公明没有追问。他把书推过来一些：“留在这里吧。也许对你有用。”
顾超没有拒绝。他把书拿起来，翻开。油灯的光照在纸面上，那些德文字母像一个个跳动的小火苗。他看了几行，然后合上书，放进了怀里。贴着胸口，和那张德军传单放在一起。
“陈先生，你从巴黎来，那边有什么消息？”
陈公明的脸色沉了下来。“消息不好。国内还在打内战，没人管华工的死活。法国人越来越不把中国人当人看，工厂里、港口上、工地上，每天都有华工被打、被骂、被克扣工资。有人自杀，有人逃跑，有人疯了。”
“没有人管吗？”
“谁管？使馆不管，国内不管，洋人不管。”陈公明摘下眼镜擦了擦，“我走了一路，写了一路调查报告。但报告写完了给谁看？谁看了又有用？我不知道。”
顾超看着他。这个戴着金丝眼镜的中年人，眼睛里有一种东西——不是绝望，是一种比绝望更深的东西。他知道自己做的事情可能没有结果，但他还在做。这种人在任何时代都有，不多，但一直有。
“报告给我看看。”顾超说。
陈公明愣了一下，从皮箱里拿出一沓厚厚的稿纸。顾超接过来，一页一页地翻。陈公明的字写得很工整，内容也很详实——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每一个案例都写得清清楚楚。哪个华工被打断了腿，哪个华工被克扣了三个月工资，哪个华工在工地上被法国监工活活打死。一行一行，像一本血泪账。
“这些事，我都知道。”顾超把稿纸还回去，“但光写下来不够。”
“那要怎么做？”
顾超看着他，说了一句让陈公明记了一辈子的话：“把写下来的东西，让更多人看到。不是让洋人看，是让中国人自己看。让每一个华工都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人在受苦。”
陈公明走了。走的时候，他把那本《xxx宣言》留在了战壕里，还把笔记本上记的十几页内容撕下来，留给了顾超。那些内容是他一路调查的原始记录——华工营地的分布、人数、管理方式、法国方面的负责人名单。对顾超来说，这比十挺机枪都值钱。
临走时，陈公明站在战壕入口，回头看了一眼。
“顾先生，”他说，“我不知道你到底是什么人。但我知道，你是对的。”
“对什么？”
“对这些人做的事。”陈公明指了指战壕里那些正在忙碌的华工，“他们本来应该死在德国人的炮弹底下。但你让他们活了。不但活了，还活得像个人。”
顾超没有说话。
“我回去之后，会把你们的事写进报告里。”陈公明说，“也许没人看，也许有人看。但我得写。”
“写吧。”顾超说，“但别写我的名字。”
“为什么？”
“因为我不是一个人。”顾超说，“这里每一个人都做了事。写他们就行。”
陈公明看了他几秒，点了点头，转身走了。他的背影在硝烟中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灰蒙蒙的天际线上。
顾超回到猫耳洞里，把那本《共xx宣言》拿出来，又翻了翻。他没有急着看内容——那些内容他比任何人都熟悉。他在想另一件事：陈公明的出现，不是偶然。有人在关注他们，有人在打探他们，有人在记录他们。这是好事，也是坏事。好事是，他们不是孤立的。坏事是，暴露的风险在增加。
他把书重新塞进怀里，走出猫耳洞。
战壕里，赵铁生正在教新来的人认字。林小满在擦枪。孙大彪在检查工事。马德胜在帮赵老汉煮饭。一百多个人，各忙各的，像一部运转良好的机器。顾超站在战壕最高处，看着这一切，心里有了一个新的计划。不是关于战斗的，而是关于更远的事。
远处，德国人的阵地上又升起了几颗照明弹。惨白的光把整个战场照得如同白昼。在那片惨白的光中，顾超看到了一面旗。不是法国的三色旗，不是德国的铁十字旗，而是他自己在心里竖起来的一面旗。那面旗现在还看不到，但总有一天，它会在这片土地上飘起来。
（第十章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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