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赵瘸子家出来，我把那块四十块钱买来的上海表揣进兜里，心里已经开始盘算下一步。
四十块钱，对于1978年的光子片普通家庭来说，不是一笔小钱。这差不多是一个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够一家四口吃两个月的。
但对于我要做的事情来说，这远远不够。
我需要更多的本钱。
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三点多了。我娘正在院子里晾衣服，我妹何小雨坐在门槛上写作业，铅笔是那种最便宜的国产铅笔，笔尖磨得只剩下一小截，舍不得扔。
“娘。”我凑到我娘身边，帮她晾衣服，一边装作不经意地问，“家里还有多少钱？”
我娘的手顿了一下，回头看了我一眼：“问这个干啥？”
“有点用。”我笑了笑，“娘，你放心，我不干坏事。”
我娘叹了口气：“家里就剩三十五块钱了是你娘攒着给你娶媳妇用的你小子是不是又不安分了？”
“娶媳妇的事儿先缓缓。”我涎着脸，“娘你先借我用用，等我赚了钱双倍还你。”
“双倍？你当钱是风刮来的？”我娘白了我一眼，但语气已经软了。她知道我是个有主意的孩子，虽然平时闷声不响，但一旦决定了的事儿，十头牛都拉不回来。
“娘，你知道不，南方现在可乱了”我开始胡诌，“我听刘波说，广州那边手表便宜得很，一块表才十几二十块钱咱东北卖七八十，这中间得有多大利润？”
“你想倒腾手表？”我娘吓了一跳，“那你爹知道了还不得打断你的腿？”
“娘你别告诉爹不就行了？”我继续磨，“你就借我三十五，多的我也不要，等我赚了钱咱家的日子就好过了小雨也能穿上新衣裳不是？”
我娘犹豫了。
她只是个普通的东北女人，一辈子没出过远门，只知道勤劳致富四个字。但她也知道家里穷，穷得叮当响，穷得有时候连苞米碴子粥都喝不饱。
“娘信你一次。”我娘咬了咬牙，“要是赔了钱看你爹咋收拾你”
“放心吧娘。”我攥着我娘的手，心里热乎乎的，“儿子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
这三十五块钱，加上我从赵瘸子那里买表剩下的五块，一共四十块就是我全部的本钱。
四十块，在1978年，能干什么？
答案是：能改变命运。
第二天一早，我去找刘波。
“波哥，跟我走一趟广州不？”我开门见山。
刘波正在家门口蹲着吃饭，苞米饼子就着咸菜条，吸溜吸溜地喝苞米碴子粥。听到我的话，他一口粥喷了一地。
“广州？你小子发烧了吧？咱这疙瘩去广州得坐三天三夜火车你知道不？”
“我知道。”我递给他一个窝头，“你去不去？不去我自己去。”
刘波接过来，三口两口咽下去，然后嘿嘿一笑：“去！咋不去！我还没出过远门呢就当跟你见见世面”
我之所以带上刘波，一来是路上有个照应，二来是这傻小子虽然脑子不灵光，但打架是把好手。有他在，一般人不敢找麻烦。
“咱啥时候走？”刘波问。
“明天。”我说，“你去跟咱娘说一声，别说我去广州，就说我去沈阳办点事儿。”
刘波应了一声，转头就跑了。
我回到家，开始收拾东西。
一个军用挎包，这是从我爹那里借的；两件换洗衣服，这是我的全部家当；还有一个铝制饭盒，我娘给我装的咸菜和苞米饼子。
晚上，我爹回来了。
一进门他就察觉到了气氛不对。我娘坐在炕沿上欲言又止，我妹何小雨缩在角落里写作业，大气不敢出一声。我爹看了我一眼，又看了我娘一眼，然后把目光定在了我身上的挎包上。
“你要干啥去？”我爹问。
“去沈阳办点事儿。”我早就想好了说辞。
“办啥事儿？”
“有点买卖。”
我爹的脸当时就沉下来了：“我问你话呢！你要干啥去？”
“去广州。”我深吸一口气，“倒腾点手表回来卖。”
“混账！”我爹一拍桌子，桌上的茶缸跳了一下，“我早就说过，不准去做买卖！你翅膀硬了是不是？连老子的话都不听了？”
“爹。”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保持平静，“你让我去，我保证安全回来。”
“安全？你知道广州有多远你知道那边有多乱？”我爹的声音越来越大，“资本主义尾巴是那么好割的？万一让人抓住了把你送进去蹲笆篱子咱老何家的脸都让你丢尽了！”
“爹，你就让他去吧。”我娘在旁边劝，“老大是个有主意的孩子，说不定真能”
“娘们儿家家的懂什么？”我爹瞪了我娘一眼，“就是因为你平时惯着他，他才无法无天的！”
我没说话。
我知道我爹的脾气，倔，认死理，一辈子相信国家相信组织相信工厂相信铁饭碗。他不理解这个时代正在发生什么，不理解那些被压抑了十年的欲望和能量正在喷薄而出。
但我不怪他。
他是为我好。
只是他的“好”，是那个年代的“好”，已经不适合这个正在剧烈变化的世界了。
“爹。”我看着他的眼睛，“我保证，最多一个月我就回来。如果赚了钱，咱们家的小雨就能继续上学如果赔了钱，我以后一切都听你的，进厂当工人，再也不提买卖的事儿。”
我爹愣住了。
他可能没想到我会说出这番话。在他的印象里，我何长安一直是个闷葫芦，只会听话的窝囊废。
但他不知道，这个闷葫芦的身体里，装着一个活了两辈子的灵魂。
“行。”我爹沉默了很久，最后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字，“你去。但要是赔了钱，你就给我老实呆家里，再也不许出去瘋跑！”
“谢谢爹。”
我转身回屋，背后的目光让我如芒在背，但我没有回头。
1978年4月15日，沈阳站。
绿皮火车喘着粗气停在月台上，旅客们推推搡搡地往上挤。我和刘波两个人加起来带了三块手表——两块是从赵瘸子那里高价收的，一块是我自己买的，都用布包着，贴身藏着。
这个年代，火车票需要介绍信。我们没有，但我和刘波机灵，混在人群中从侧面的栅栏钻进去了，乘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不闹事儿就没人管。
车厢里挤得水泄不通。我和刘波挤在两节车厢的连接处，周围是扛着大包小包的旅客，空气里弥漫着汗味、烟味和方便面的味道。
“长安，咱这也太挤了”刘波的脸涨得通红，胖大的身材被挤得扭曲变形，“这啥时候能到啊”
“两天三夜。”我估算了一下，“忍忍就过去了。”
刘波咂咂嘴，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苞米饼子，递给我一半：“先吃点，垫垫肚子。”
我接过来，咬了一口，硬邦邦的，咯得牙疼。但这已经是最好的干粮了。
火车启动了。
车轮撞击铁轨的声音节奏单调却让人安心。我看着窗外倒退的风景，从沈阳的灰蒙蒙的工厂区，到郊区的田野，再到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
心里突然涌起一股难以言说的感觉。
这就是1978年的中国。
一切都在萌芽，一切都在等待。东北的土地上，还有无数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困在光子片那样的小地方，不知道未来在哪里，不知道命运会把自己推向何方。
但我知道。
我知道再过几年，这里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工厂会改制，国有企业会被私有化，无数人会下岗，无数人会暴富。有人在时代的大潮中溺水，有人踩着浪头飞上云端。
我是后者。
我必须成为后者。
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守护我想守护的人。
两天三夜后，火车到了广州。
1978年的广州，已经显现出与东北不同的气象。虽然还没有改革开放后那么繁华，但街上的气氛明显更加活跃。路边有挑着担子卖水果的小贩，有推着自行车卖报的孩子，还有不少背着蛇皮袋、神色匆匆的外地人。
“乖乖，这就是广州啊”刘波的眼睛不够看了，“比沈阳热闹多了”
我无心欣赏风景。按照记忆中的路线，我带着刘波穿梭在羊城的小巷里，寻找那个传说中的手表市场。
这个年代还没有什么正规的手表商店手表交易主要在黑市进行。地点在荔枝湾附近的一条小巷里，不大，但人流量很大，操着各地口音的商人汇聚在这里，讨价还价的声音此起彼伏。
我带着刘波走进去，立刻有人凑上来。
“同志，买表？”
“看看。”我应了一声。
那人左右看了看，然后从怀里掏出一块表，表盘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上海表，四十块。”
我接过来看了看成色，摇摇头：“太贵了三十五。”
“不行不行，最低三十八”
我和那人讨价还价起来。用了十分钟，最终以三十五块成交。
这是我买的第一块表。
然后是第二块，第三块
花了整整一个下午，我把带来的四十块钱全部花出去了，买下了八块二手手表其中五块是上海牌，两块是北京牌，还有一块是不知道什么牌子的杂表。
“长安，你买这么多能卖出去吗？”刘波看得眼花缭乱，“这得卖多少钱啊”
“你看着吧。”我笑了笑，“咱们的利润，在路上呢。”
回程的火车上，我算了 一笔账。
八块手表，总成本四十块钱。平均每块五块钱。
而在东北，这些手表至少能卖到每块七八十元。好的甚至能卖到一百多。
也就是说，这一趟下来，我至少能赚五百块钱。
五百块，在1978年是什么概念？
一个普通工人两年的工资。
这，就是我的第一桶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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