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马丹待了一天，我继续向西。
目标是塔卡卜，一个靠近土耳其边境的小镇。那里有一座著名的考古遗址——塔赫特·苏莱曼，意思是“所罗门的王座”。一座萨珊王朝时期的火神庙，坐落在火山口湖边，被伊朗人视为圣地。我想在战争到来之前，看一眼那个地方。
从哈马丹到塔卡卜，两百二十公里。路不好走，有一段是山路，弯多、坡陡、路面坑洼。我骑得很慢，时速只有四五十。公路两侧是连绵的丘陵和牧场，偶尔能看到牧羊人赶着羊群经过，羊铃的声音在山谷里回荡。
中午十二点，我在路边一个村庄停下来吃饭。村庄很小，几十户人家，一条主街，一家茶馆，一座清真寺。茶馆里只有我一个人，老板是个老人，给我端来一碗羊肉汤和一块馕。汤很咸，但很香，羊肉炖得烂烂的，用牙一抿就化了。
吃完饭，我坐在茶馆门口喝茶。阳光很烈，晒得地面发烫。几个孩子在街上踢足球，球滚到我脚边，我捡起来扔回去。一个孩子跑过来，用波斯语说了句什么，我听不懂，但笑了，他也笑了。
手机震了一下。
我掏出来看。是一条短信，来自中国驻伊朗大使馆：
“提醒在伊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地区安全形势，加强安全防范，如非必要，尽快撤离伊朗。使馆24小时领事保护电话：XXXX-XXXXXXX。”
我盯着那条短信看了很久。
“如非必要，尽快撤离伊朗。”
什么是必要？什么是不必要？我的骑行算必要吗？在使馆看来，大概不算。在一个普通人看来，大概也不算。在我妈看来，肯定不算。
但在我自己看来呢？
我把手机揣进口袋，继续喝茶。老板走过来，坐在我对面，递给我一支烟。我摆手，他自己点上。
“从哪里来？”他用波斯语问，同时用手比划。
我指了指自己，说：“中国。”然后用手在空中画了一个圈，指了指他的茶馆，说：“伊朗。”
他点点头，竖起大拇指。他不懂英语，我不懂波斯语，但我们之间的交流不需要语言。他指了指我的摩托车，又指了指西边，然后做了一个小心驾驶的手势。
“谢谢。”我用波斯语说。这是我学会的为数不多的波斯语单词之一。
他笑了。
下午四点，我到了塔卡卜。
塔卡卜是一个小镇，小到在地图上只是一个点。一条主街，几家商店，一座清真寺，一个加油站。街上人很少，几个老人在路边坐着聊天，一个妇女带着孩子在买馕，一个少年骑着自行车经过，车铃叮叮响。
我找到了镇上唯一一家旅馆，在一栋不起眼的楼房二层。老板是个中年人，叫拉希德，英语还行。他看了我的护照，问我要住几天。
“一晚。明天去看塔赫特·苏莱曼。”
“那个地方很美，”他说，“但你要早点去。路不好走。”
“好。”
安顿好后，我坐在旅馆门口的台阶上，掏出手机看新闻。信号不好，只有两格，网页加载得很慢。但我还是看到了几条消息：美国第五舰队在波斯湾完成集结，以色列总理在议会发表强硬讲话，伊朗革命卫队宣布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
每一条消息都在说同一件事：战争近了。
我又看了看大使馆的那条短信。发送时间是今天上午十点。也许不只是群发，也许是真的在警告。也许使馆得到了什么我不知道的消息。
我站起来，在街上走了走。塔卡卜的傍晚很安静，夕阳把土坯房的墙壁染成了橙红色。一个女人在院子里浇花，水洒在泥土上，发出滋滋的声音。一个老人骑着自行车经过，车筐里装着一袋馕。一只猫蹲在墙头，看着我，眼睛是绿色的。
我走到镇外的路口，看到一块路牌，上面写着土耳其的方向——向西，两百公里。我站在路牌下，看着西边的天际线。晚霞是深红色的，像有人在天上点了一把火。
两百公里。四个小时。如果我想走，明天就能到土耳其。
但我没有土耳其签证。就算到了边境，也过不去。除非……偷渡。但偷渡不是我的选项。
我走回旅馆。拉希德在厨房里做饭，香味飘出来，是炖肉的味道。他在门口喊我：“吃饭了。”
晚饭是炖羊肉配藏红花米饭。羊肉炖得很烂，米饭金黄，藏红花的香气渗进每一粒米。还有一碗酸奶，一碟生洋葱，一碟新鲜薄荷叶。拉希德的妻子做的饭，很好吃。
吃饭的时候，拉希德问我：“你去过土耳其吗？”
“没有。”
“我去过。伊斯坦布尔。很美。”
“你什么时候去的？”
“五年前。那时候里亚尔还没这么不值钱。去一趟土耳其，花不了多少钱。”
“现在呢？”
“现在？”他苦笑了一下，“现在一个月的工资，不够买一张机票。”
“你觉得会打仗吗？”
他沉默了一会儿，放下勺子。“我不知道。但我在做准备。”
“什么准备？”
“把一些东西存起来。钱，黄金，药品。”他看着我，“你呢？你准备怎么办？”
“我继续骑。”
“往哪里？”
“往南。设拉子，波斯波利斯。”
“你不怕？”
“怕。但我更怕没看完就离开了。”
他看着我，摇摇头。“你是个疯子。”
“很多人都这么说。”
吃完饭，我坐在院子里写日记。拉希德的院子里有一棵石榴树，树上挂着几个红色的石榴，在月光下像一个个小灯笼。风吹过树叶，发出沙沙的声音。
“第1116天。塔卡卜，靠近土耳其边境的小镇。
大使馆发来短信，建议撤离伊朗。‘如非必要，尽快撤离。’
什么是必要？对我来说，看完伊朗是必要的。不是为了证明什么，是为了记住什么。
郭守敬从邢台走到大都，走了几百公里。他从大都走到全国各地，走了几千公里。他测量了四季，计算了星辰。他没有问‘必要不必要’，他只问‘能不能’。
徐霞客从江阴走到云南，走了几万公里。他写下了《徐霞客游记》，不是为了出版，是为了记录。他也没有问‘必要不必要’。
我不比他们。我只是一个骑摩托车的人。但我想，如果郭守敬活在现代，他也会骑车。他也会骑到伊朗来。他也会站在以斯帖的墓前，看着那些希伯来文，想着天上那些星星。
明天去塔赫特·苏莱曼。萨珊王朝的火神庙，火山口湖。然后继续向南。
战争要来就来吧。我在路上。”
合上日记本，我抬头看天。塔卡卜的星空比德黑兰亮得多，银河清晰可见，像一条发光的河流横跨天际。
我想起郭守敬。想起他在邢台仰望星空的样子。想起他设计的简仪，想起他测出的那些星星的位置。七百年前，他看到的星空和我看到的是一样的。
七百年后，还会有人在这片星空下骑行、写日记、等待战争吗？
也许会。也许不会。
但星空还在。路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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