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破屋，我坐不住了。
在屋里来来回回地走，越想越觉得不能再拖下去。今天侥幸躲过，下次呢？衙役随时还会来，说不定明天，说不定后天。每次都靠装病？总有装不灵的时候。这地方真的不能待了。
走是必须要走的，可往哪里走？
我坐下来，闭上眼睛，仔细翻找原主留下来的那些记忆碎片。原主是从北边逃难来的，一路往南，走到这个村子的时候实在走不动了，就落了脚。北边更乱，年年跟突厥打仗，官府征粮征兵比这边还狠，回去就是送死。东边是洛阳，大唐的东都，人多，城门查得严——进出都要验户籍文书，我拿什么给他们验？西边是长安，更别想了，天子脚下，衙役比别处多三倍，官差遍地都是，我这个黑户连城门都进不去。
只剩南边了。
往南走，往山里去。越偏越好。偏僻的地方人少，官府懒得派人去管，衙门的手伸不到那么长的山沟沟里。那种地方才是流民该去的地方。
打定主意，接下来就是盘算路上要带什么。其实也没什么可带的——几件破衣服，一块火镰，一把豁了口的柴刀，十来斤粗粮饼子，外加一百来文铜钱。这就是我穿越大半年来攒下的全部家当。一百文，连半两银子都不够，但放在身上沉甸甸的，是我一张饼一张饼省出来的，是拿命扛石头扛出来的。
我把东西打成一个小包袱，又往里面塞了几块前两天烤好的粗粮饼。硬得能当砖头，但放得住，不容易坏。临走前，我在这间破屋里站了一会儿。这屋子我住了大半年——糊过墙，补过屋顶，蹲在墙角烤过火。虽然破得不成样子，但这是我穿越过来以后第一个能称得上“家”的地方。
我关上门，没锁——也没什么可锁的，连门板都值不了两文钱。
走到村口的时候，我绕到了屋后的荒地。雪已经化干净了，地面上冒出些稀稀拉拉的草芽。那根我插下去当记号用的木棍还在，风吹雨打了一个冬天，歪了，但没倒。我站在那儿看了一会儿，什么都没说，转身走了。
往南。
一直往南。
走了三天。路过好几个村子，有的大些，几十户人家，有瓦房也有土坯房；有的小些，就三五户，蹲在山坳里，不仔细看都发现不了。每到一个村子，我就去讨碗水，顺便问村里的老人：“老人家，这附近有没有什么偏僻的地方？人越少越好，地偏不要紧。”
问了七八个人，都摇头说不知道。有人说南边全是山，翻过去还是山，劝我别去了，说山里除了野猪就是狼，不是人待的地方。我没听。狼和野猪再凶，凶不过衙役手里的刀。
又走了两天。腿走得发木，脚底磨出了好几个泡，破了又磨，磨了又破，袜子粘在皮肉上，脱下来的时候扯得生疼。干粮也吃得差不多了，包袱明显轻了下来。
第五天下午，我在路边碰到一个摆摊卖水的老头。说是卖水，其实就是个破瓦罐搁在路边石头上，旁边摆两个豁了口的碗，过路的人投一文钱喝一碗。那天太阳很大，走了一上午的山路，嗓子干得冒烟。我给了他两文钱，连喝了三碗。老头接过碗的时候打量了我一眼，大概是觉得这年轻人瘦得邪乎，还背着个破包袱，一看就是逃难的。
趁他收碗的时候，我赶紧问：“老人家，这附近有没有偏僻点的村子？人少，地偏，官府不怎么管的那种。”
老头抬头看了我一眼。那一眼很慢，从头看到脚，又从脚看到头，像是在掂量我这个人。“你往南走，翻过前面那座山，”他用枯树枝一样的手指指了指远处一道灰蒙蒙的山脊，“山那边有个村子，叫清水村。人不多，几十户，地倒是不少——都是以前跑光了的人家留下的。就是太偏了，没人愿意去。到现在连条正经路都没有，进出全靠一条羊肠小道。”
我眼睛亮了。“怎么走？”
老头指着山的方向：“你顺着这条小路一直走，走到山脚下会看见一道石坎，过了石坎往右拐，贴着山根往上爬。翻过垭口，往下走半个时辰就到了。”
我谢过他，又灌了一肚子水，继续上路。
翻山的时候正是午后。山路又窄又陡，有些地方根本不算路——就是石头和树根之间踩出来的一条缝。爬到一半的时候下起了小雨，山上的土一沾水就变成烂泥，踩上去滑得站不稳。我一连摔了两跤，膝盖磕在石头上，青了一大片。紧赶慢赶，天已经黑透了还没翻过垭口。那晚在路边蹲了一夜，靠着一棵歪脖子树，把包袱垫在脑袋底下，缩着身子熬到天亮。
第二天一早，继续往上爬。翻过垭口的时候太阳刚刚升起来，山风很大，吹得人站不稳，但往下一看，山坳里真的有个村子——四面环山，中间一片平地，几十座灰扑扑的屋顶挤在一起，被山包得严严实实，从外面根本看不出来。
清水村。
我站在垭口上往下看了一会儿，深吸一口气，顺着小路往下走。走到村口的时候已经中午了，村口有棵老槐树，树底下蹲着几个老头在抽旱烟。他们看见我，都说不出话了——一个陌生的年轻人，瘦得脱了相，背着个破包袱，鞋上全是泥，脸上被山风吹得糙红，就这么直愣愣地站在村口打量他们。
“你是谁？”一个中年男人走过来，警惕地看着我。他长得壮实，眉毛很粗，说话的时候一只手按在腰间的柴刀上。
“过路的。”我尽量把声音放平稳，“想在这儿落个脚。行不行？”
中年男人上下打量了我几眼，目光在我瘦得凹陷的脸颊上停了很久。“你是流民？”
“是。”
他皱眉了。那眉头皱得很深，两边的眉毛快要挤到一块去。“流民不好办。没有户籍，不能在这儿落户。你清楚这个规矩吧？”
“我有钱。”我说，“可以买。”
“买什么？”
“买户籍。”我把包袱往下卸了卸，腾出手来，“买房子。买地。”
中年男人怔了一下。“你有银子？多少？”
我从怀里掏出钱袋，把里面的铜钱全倒出来，托在手心里给他看。加上路上花掉的那些，还剩四百多文。铜钱在手心里摞成一小堆，在太阳底下泛着暗淡的铜黄色。
他低头看了看，眉头皱得更紧了。“四百文——不够。落户起码得一两银子，一千文。买房子得二三两。买地更贵。你这点钱——”他摇摇头，没把话说完。
一两银子。我手里只有四百多文，差了一大半。怎么办？我攥着那把钱，手指头都攥白了，脑子里飞快地转着。
“先不买地。”我把钱收了回来，没敢攥得太紧，怕手心出汗把钱弄锈了，“先落户，房子我自己盖。地——等我攒够了再买。开荒也行。先落个身份，行不行？”
中年男人又看了我一眼。这次看的时间很长，好像在判断这个瘦鬼一样的年轻人到底值不值得信。过了一会儿他开口了：“我去问问里正。”转身朝村里走。
我站在村口等。老槐树底下的几个老头还在看我，旱烟的烟气被风吹得飘飘悠悠的。我没看他们，眼睛盯着中年男人走进去的那条土路。
等了好一阵，中年男人回来了。身后跟着一个干瘦的老头，拄着一根磨得发亮的竹拐杖，腰弯得很厉害。这就是清水村的里正。
里正走到我面前，抬起眼皮看了看我。他的眼睛很小，但看人的时候很锐利，不像一般老人家那种浑浊的眼神。
“四百文。”他开口了，声音干巴巴的，不紧不慢，“先落户。户籍给你落在册上，算我们清水村的编户。但没有田——山根下那片荒地可以给你一块，自己开。开荒三年不交税，三年之后每亩地一年交一斗粮。”
我眼睛亮了。三年不交税——这意味着我有三年的缓冲期，只要肯干，三年足够站稳脚跟了。“行。就这么办。”
我把钱袋里的铜钱全部倒出来，数齐四百文，递到里正手里。铜钱落在他那双布满老茧的手上，发出细碎的响声。里正数了数，又把铜钱掂了掂，装进袖子里。
“跟我来。”他转身走了。
我跟上去。从这一刻开始，我不再是流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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