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慕兰这个名字，是在她嫁给钟离恒那年自己改的。
钟离恒看见助理送过来的夫妻双方需要签署的担保文件上 “配偶”一栏“戚慕兰”三个字的时候，内心顿了一顿，像是在确认什么。戚慕兰她没有出声，过了一会，她跟钟离恒和助理一字一句清晰地解释。
“我把户籍和身份证的名字改了，我现在的姓名是——戚慕兰。对，就是这上面的签字。”
这个名字是她自己提的，就在三天前，在他钟离恒的书房里。
她说，“恒哥，我想改个名字。”他抬起头来看她。
她垂下眼睛说，“我想叫慕兰，仰慕的慕，舒兰的兰。”
钟离恒沉默了很久，久到她以为他要拒绝。最后他搁下钢笔，说，“好”。
语气很平，脸上没有多余的表情。但她看见他喉结滚动了一下。
戚慕兰从前不叫这个名字。她叫戚芳，芳草的芳。这个名字是她母亲戈红娣翻了两天字典取的，取完还嫌土气，翻来覆去念叨了好几回，说怎么不叫个更洋气点的。她父亲戚光荣蹲在门槛上抽烟，说芳就挺好，草字头的，好养活。戈红娣横了他一眼，那一眼里头什么都有——不甘、怨怼、还有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心虚。戚芳那时候还小，不懂那眼神的意思，只记得母亲抱着她的时候身上有一股好闻的雪花膏味道，香得很浓，浓到发苦。
戈红娣的姿色在那个村镇上是出了名的。镇上供销社的柜台后面，几个售货员嗑着瓜子议论过，说戈红娣那张脸，搁在县城都算是拔尖的，偏偏嫁给了戚光荣那个闷葫芦。她们说这话的时候压低了声音，可也没压太低，因为戚光荣老实，老实人听见了也不会怎样。他确实不会怎样，只是把扁担换了个肩膀，挑着两篮青菜默默走过去，布鞋踩在青石板上一声不响。那些女人的话被风吹散了一些，又被他耳朵接住了一些。有人说，戈红娣娘家那头的底细不干净，有人说她十七岁那年出了事，说什么肯定有个小婴孩被藏在家里头，附近的人说不清听到的是男娃还是女娃，有时候像男娃在嚎，有时候又像是嘤嘤嘤的女娃哭声。说什么的都有，但都没有说到明面上。乡下地方就是这样，话都说一半，剩下的半截烂在肚子里，发臭。
戚光荣的爹娘当初是不同意的。戚光荣那年二十五，在十里八乡算得上是个好后生，踏实肯干，不赌不嫖，家里三间瓦房，几亩薄田，虽说不上富裕，可也不至于打光棍。他娘托了好几个媒婆，相看了七八个姑娘，有隔壁村教小学的女先生，有镇上开杂货铺家的二闺女，个个都比戈红娣清白。可戚光荣不干。他那天在圩场上看见戈红娣蹲在路边卖鸡蛋，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褂子，头发用橡皮筋随意扎着，几缕碎发贴在腮边，太阳照在她脸上，薄薄的皮肤几乎透明。她抬起眼睛看了他一眼，就一眼，戚光荣这辈子就算完了。他娘气得摔了三个碗，骂他不是冤家不聚头，又骂戈家那个不地道，拖着个不清不白的小女娃还不避嫌，多了一肚子气。婚礼办得很冷清，没有唢呐，没有花轿，只在院子里摆了几桌酒。戈红娣从进门那天起就没怎么笑过，戚光荣觉得她是舍不得娘家，过了些日子就好了。可日子一天天过，戈红娣的笑还是那么少，少到戚光荣开始怀疑自己当初是不是看错了，也许那天在圩场上她看他的那一眼，本身就不是笑。
戚芳长到三岁的时候，已经显出了戈红娣的轮廓。眼睛大而深，像是含着一汪水，睫毛浓密得不像话，鼻梁高挺，嘴唇薄而红润，整个人白得像一团雪。村里人见了都说这丫头长大了不得了，又有人悄悄说可惜了这副好皮囊，摊上那样的娘。戚光荣听见了也不吭声，只是把女儿抱起来放在肩头，走得更快一些。他把戚芳当心肝那样疼，不是那种稀里糊涂的溺爱，是那种小心翼翼、生怕碰碎了。他去田里干活也带着她，把她放在田埂上的草帽下面，隔一会儿就抬头看一眼，确认她还在那里。镇上赶集的时候，他总是先给戚芳买一串糖葫芦或者一块芝麻糖，自己什么都不舍得吃。戈红娣有时候说他，说你别把孩子惯坏了。戚光荣嘿嘿笑，说丫头嘛，娇着养好。
戚芳小时候已经懂得很多事情了，比如她母亲戈红娣从来不和村里的男人们多说一句话，比如隔壁王婶总是在母亲走过之后往地上吐一口唾沫，比如她父亲戚光荣的肩膀比别的男人更弯一些，弯得像一把拉满的弓。她不懂这些事的来龙去脉，但她能感觉到那种微妙的重量，像夏天的闷雷，没有下雨，可空气已经被压得很低很低。
戈红娣有几年老得很快，三十出头的人看起来像四十好几，脸上的皮肤松了，眼角有了细纹，腰身也粗了一圈，那点曾经惊艳了整个村镇的姿色像是被岁月一把抹去了。她不再抹雪花膏了，衣服也穿得越来越随便，有时候一整天都不说几句话，就坐在院子里看天，一看就是半天。戚光荣跟她说话她就嗯一声，戚芳跟她说话她就笑一下，那个笑容很淡，淡到像水面上的油星子，晃一下就散了。村里人渐渐不再议论她了，也许多年以后，戈红娣这个名字会彻底被忘记，就像她从未存在过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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